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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魏源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即使不人工改道,时间一久,黄河也将自然改道从1841年到1851年黄河出现的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黄河复归南行故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清廷也就认了黄河改道北行的“命”,并顺着黄河新的流向,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修建了黄河两岸大堤。由此,黄河在南行七百多年后,又重新复归北道。
黄河的改道,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当时的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话,无论是江苏的老百姓还是山东的老百姓,当然都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如当时有的官员说的:“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这些省份的地方官为了保全本地民众,在治理黄河问题的朝议中不得不“以邻为壑”,由此,黄河改道北流,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便也是山东百姓流离失所之时!
从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后,原本由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水患,全都落在了山东一省之上,今年恰好又赶上黄河大规模决口,更加重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北洋军情处关于黄河水灾的报告是这么说的,“大河以北、济阳以东所有灾区,皆上年六月下旬、七月初旬济阳桑家渡及东阿高王庄决口为之;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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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二)由发大水想到的
“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水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
“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
这一句“人多巢居”,就能让孙纲感受到一种揪心的痛苦。
从后世穿越来的孙纲对大规模的水灾并不陌生,电视里经常有这方面的报导,自己有好多军队里的朋友都参加过抗洪抢险,他本人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切身感受。
孙纲的家就在江边,有一次鸭绿江发大水,淹到了市区,水直没到二楼,在三楼住的他幸免于难,但被大水困在了屋子里足足有半个月,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险些没饿死,在邻居的帮助下才度过了难关。
天天只吃一袋方便面的滋味,他可是深有体会的。
可现在,在这个时代。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报告,他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由于水灾造成了当地百姓生活极为可怕地赤贫化。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沦为了乞丐和盗贼,使得山东地区成了中国北方的一个巨大地“火药桶”(别忘了梁山好汉都是从哪里来的)。在加上山东是中国的儒教发祥地。西方教会势力地渗入和当地百姓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冲突,“地方官为保一己之位,袒教而抑民,以至民教相仇,势成水火”,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地控制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弱,一旦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势必会使事态变得难以收拾。
当年元朝灭亡的导火线之一,不就是黄河决口引发的民变么?
史书所载的著名的义和团运动最早在山东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一面是接二连三的难以抗拒地自然灾害,再加上官府和西方教会势力的双重欺压。处于绝望中的下层民众一旦铤而走险,所引发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地!面对这种问题,他这个作为地方官员的北洋船政大臣,能量有限,虽然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却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出来。
他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暴民四起。国家动荡的局面出现。
面对黄河水灾给国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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