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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飞机应该只能用于侦察或者通讯运输什么的，但即使这样。也会对中国地军事变革产生深远地影响！

飞机引起地“小插曲”告一段落，从飞机“迫降处”回来。孙纲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关于英国海军前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英国人的第一站是威海卫。虽然知道叶祖圭已经做了布置，但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只有孙纲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英国人的反应其实在他地意料之中，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旅顺和大连这里全然一片平和景象。和威海不同，”刘冠雄说道，“山东各地民教相仇愈演愈烈，颇有不可遏制之势。又恰逢黄河水灾，而眼下朝廷处置不当，列强又全都近在咫尺，若因此再给列强贻以口实，局面恐怕就难以收拾了。”

刘冠雄说的这个情况孙纲其实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担心的。

北洋军情处近期已经把山东发生地事报给了他，之所以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和采取什么措施，是因为他总在海军里面混。对于这类的事情。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北洋军情处的人只是按照平时惯例把各地的情报分别归类整理给他，但他却从中看到了好多其他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用战争和蝴蝶效应来解决的。

这些个问题中最主要地，就是黄河在山东决口造成地大规模水灾。

如果黄河水灾也是一个“蝴蝶效应”的话，这个“蝴蝶效应”引起地其它一系列“副效应”，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之一的黄河，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产生的水患，也和中华文明的历史相贯穿，中华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同水患作着斗争，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水患斗争史”。

众所周知，因战乱和过度开垦等多种因素，原来水草丰美的黄河地区的生态几个世纪以来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导致后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在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伟大领袖**视察黄河时也曾经担心的说过：“黄河涨到天上去怎么办？”）。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史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到了清时，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大力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水患也日趋严重。

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这几乎成了国家的经常性支出项目之一，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再次决口山东、河南、安徽在三省，次年乾隆南巡（这位皇帝下江南其实也不都是游山玩水），亲眼目睹灾区人民饱受水患之苦，即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治理，先后共耗费白银2500万两。道光至光绪年间，拨给河工的银子也经常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在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二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就达三百六十一次，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过争论，清代后期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响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中再次详细阐述了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法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