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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平价公买于本地固定的市场这一习惯，业已发生动摇。然则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开交易（open　marketing）相对］及城市资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却刚才发轫，还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李博士和我对这事感到兴趣，曾开车到欧士河边眺望，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只是此事发生于16世纪的60年代，在中国已属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和前述圣阿班司在中国元朝的事迹，相去逾两百年。而圣尼亚兹和圣阿班司两地的距离，又只有五十多英里。一事是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另一事是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其间的酝酿，有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的形成，一定还要透过很多的因素，采取相当曲折的途径，马克思派学者过于简化历史，不能对我们作有益的指导。很多中国作家受他们的影响，还要一再缕列中国经济在某方面特殊的发展，也不顾后面有没有组织系统，勉强说成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等于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为“预备成人”（preadult），以便更加速地缩短这段时间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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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3）

如果用“资本主义的精神”作研究的起点，这对我们更觉得抽象而浮泛了。中国思想中有无数的例子，要是不顾社会结构的共通关系，可以和外国思想家前后几百年几千年随便乱比。有如“杨朱为我”，可以当做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开山老祖，这对我们讲更不足为法了。

要是我们对旁人的解说如此吹毛求疵，难道我们自己的特殊立场不会被攻击？这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及，我们牵扯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实因与中国科技的发展（或是缺乏进展）有关，起先也没有顾及资本主义是好是坏，完全是站在中国的立场，采取了一个“无”的心情，去观摩一个“有”的境界。有很多学者，在这题目内起居了好几十年，他们认作当然的事，我们却认为奇特；他们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对我们却有实践的意义。我们觉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总是太局部。这当然不是我们心智灵巧，或者是道德高尚，所以能用新解释作工具，去“罢免”已有地位的作者。

1975年夏天，李博士从加拿大讲学后匆匆回英，他还没有摆脱现代飞行的劳倦（jet　lag），我就跑去告诉他，从现有文献中，我们无法直接地引用有关资本主义的文字去解释中国科技发展与否。如果我们仍要在这问题上下工夫，只能以很多作家的引用书目作线索，倒看回去，完成我们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演进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节四十八想做结论的目标越扯越远了，也只有知道李约瑟习性的人，才能向他作此建议。此公富于幽默感，有小孩子脾气，我们孩子培乐小时，李公常弯腰蹲在地上用食指在他鼻子上从上至下摸擦数次，也让培乐在他鼻子上如法炮制。可是他做事看书的认真，却又连他的至亲密友都觉得凛肃畏惧。因为他从小严格的训练自己，不仅一部书和一张纸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体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序发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时候不开玩笑，耳目都不旁顾，对时间绝对重视，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还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个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李博士是决不罢休的。有时他会像中国人所说的“结绳为记”一样地把他的手巾打一个结，直到问题解决才解松它。他对上述问题也不是没有切身的经验。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对这问题写了一部书。现在牛津大学执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学生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经过李公赏识。他们几十年前的通信，还在他的档案中。我和他谈论的时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极权国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这所讲的大问题有关系，书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对于节四十八的重视，是不言可喻的。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不长，但是李约瑟对我全面撤退，重新再来作有系统搜索的建议衷心地支持，以后我回美之后，他还一再由英国寄给我应看的书籍。

只是这样一来，以前对我们作经济支持的两个文化基金，对我们要求继续资助的请求，就不能通融了。过去他们对我们联名的著作，还很热心，现在听到我们要在研究中国科技之间顺带地牵涉到英国土地制度和法庭程序，就觉得这种建议，总有些荒唐。而且我们的建议也要由专家评议，这些专家无法体念我们的困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