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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但是在政治上我达到了目的。这封信也向马共全权代表发出了信号，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对过去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有一定的规矩，也守信用。我没说的是，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全权代表知道我晓得他有锄奸队。

被捕的人当中有兀哈尔，他是一级死硬派的组织者。詹姆斯·普都遮里则属于二级共产党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列入一级的另一个人是傅超贤。傅超贤是个记者兼翻译，他是抗英同盟的成员，曾在亲共华文报《新报》工作过。他的文章同情学生鼓动者和罢工工人，他也自愿替两个过去在华侨中学求学的同学林清祥和方水双搞宣传工作。四个月后他获释，调查显示他跟抗英同盟的联系1962年断绝了。过后他加入新加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972年成了我的新闻秘书，一直服务了21年，直到1993年退休。他工作效率高，尤其因为他掌握双语，又绝对可靠。

还有三几个人像他一样，年纪很轻便在理想主义和渴望改变周围万恶社会的影响下被卷进共产主义运动。只要让他们有时间看出马共组织的残酷无情，他们就会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收效比较慢，走的是改良路线，却比较公平，不那么不人道。其中一些像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在被拘留期间考获大学学位。他考到了伦敦大学（校外）法学士学位，获释后受雇于地契注册局，后来成为一个成功和富裕的律师。

当年东姑建议人民行动党不要参加三巴旺补选，让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直接跟社阵对垒。我不得不尽可能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他们赢不了，社阵赢的话会使亲共分子士气重振。当时我感觉得到，总的说来东姑态度越来越强硬。

我现在得出结论，东姑扩大了目标，他要更容易地管理新加坡，要对新加坡掌握更大的权力，仅在教育和劳工问题上让新加坡享有自主权。我越来越相信，一旦采取逮捕行动，暂时解决了共产党的威胁后．东姑在把白皮书化为宪法的具体条文时，对合并条件的细节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我的应付办法是威胁英国人，除非遵照我们已经同意在全民投票期间向新加坡人民提出过的条件，否则合并不会实现。不遵照这些条件合并的话，等于出卖新加坡人民，我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必要时会举行大选来解决问题。要是社阵和共产党人赢得大选，整个马来西业计划就会受到危害。

不是危盲耸听

我决定写信给薛尔克，把自己的立场以及预料会遇到怎样的问题通知他。2月12日，我重申自己依然担心联邦不了解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威胁的性质，可能以为〃冷藏行动〃已经消除了威胁，合并也不再是那么紧迫的事了。在马来亚，选民多数是马来人，马共不处于宪制舞台的范围内，又不断受到攻击，知道自己不可能通过选举制度夺得政权，跟它在新加坡的同志们不一样。东姑和他的部长们一旦认为合并不再是紧迫的事，我跟吉隆坡的关系就面临好些困难，尤其是在财务安排和广播与电视控制权方面。如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因此我写道：〃在去年9月全民投票期间公开辩论和认可的条件，如果我说，现在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新加坡表明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危言耸听。〃

我的目的是争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穆尔和薛尔克都做出了正面的反应。2月13曰薛尔克向伦敦提出书面报告说：〃李光耀说他不同意违背合并白皮书所列的条件，我想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我同东姑谈判的障碍在于，我要合并，他却不要。为了说服新加坡人民支持合并，我把不合并的坏处都列了出来，他却把这些当成千真万确，因而处处加以为难，因为他认为好处全归我们，他却要处理许多问题。结果是，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不平等。

他派手下两位马华公会的最高领袖到新加坡来。他们都是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曾经替东姑组织了马来亚的中华工商总会和华社。现在他要他们到新加坡来做同样的事。陈东海担任过《新加坡虎报》总编辑，后来从政，成了强有力的坦慕尼厅式①的马来亚马华公会首领。许启谟担任过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曾主张逮捕我们，尤其是我本人。1959年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后他跑到吉隆坡。东姑任命他俩为联邦国会上议员，许启谟还成为部长。两人都肥胖臃肿，活像财大气粗的家伙。他们跟新加坡商界合不来，后者不习惯于必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