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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胜利从他们“宗教共存”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必要。格莱德斯通自从1876年9月印发了他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慌以及东方的问题》后，就发动了他反对迪斯雷利政策的一次宗教圣战运动。从其最根本的性质来看，这种站在巴尔干基督徒的立场上的诉求，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像戈尔德施密特）的利益的影响有限，特别是投票人总是能记起迪斯雷利的犹太人血统——还有他的那些支持者。正如德比评论的：“格莱德斯通指责‘犹太虔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关于东方的问题是否是指迪斯雷利，还是指那些明确的犹太人，抑或指罗斯柴尔德所有这一切完全都是模糊的。”列昂内尔对那些攻击土耳其，而对于“起义和骚乱的原因”只字未提的“所有这些工作聚会”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所关心的与他们十分不同，这可以从他写给迪斯雷利的信中看出，这封信在柏林的议会大会上被大声地读了出来，是关于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迫害的，他希望这种情况能引起大家的重视。阿尔方索也试图通过布雷希罗德对俾斯麦施加同样的压力。最终定案的《柏林协定》的第44款，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明显要比七弯八扭的对于保加利亚的妥协有价值得多，而《柏林协定》目的就是保护巴尔干地区各种信仰相互依存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列昂内尔因此对迪斯雷利的政策给予了毫不含糊的支持。“我是多么高兴看到，”他在1877年3月底的时候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成功，而且只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所取得的——由于您伟大的坚毅和政治家风度，使我们终于可以充满信心地期盼不久之后就可以为一个普天同庆的和平向您表示祝贺。”纳蒂也向蒙塔古·科瑞确认了他对土耳其毫不动摇的同情。在整个危机期间，他们定期地向迪斯雷利送交他们从欧洲大陆收集来的情报的汇编，并且也作为与维也纳联系的一个非官方渠道。例如在8月份，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个问题秘密地去征询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意见”，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有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中立给奥地利的承诺。“他们正频繁地与奥地利皇室进行接触。罗斯柴尔德男爵同意给家族在维也纳的负责人发电报，而且我们要求他在做任何推进之前，在他们收到不同于当时通行的说法的信息回复两天后，他应该从安德拉希公爵处得到对有疑问的问题所做出的明确表示”这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首相的亲密关系，这让其他关键的外交人物——包括俄国大使和英国外交部长——都确切地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苏瓦罗夫告诉德比夫人，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德比在1877年12月抱怨道：

与那些大臣相比更是这样，他证实了他们每天都保持着与首相的联系，得到所有提交过去的信息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通过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敢肯定，我们时常抱怨的内阁机密的泄漏，主要就是就是在这个环节，因为当贝肯斯菲尔德爵士出城的时候，通常很少有那一类的流言飞语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自己直接得到的消息。

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没有引起自由党领导层的注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行为非常讨厌。”格兰威尔这样向格莱德斯通报告，时间是1877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在下院提出了他的《女王陛下政府已公布政策的重大或者事实变更的决议案》之后3个月。4个月之后，当“N·罗斯柴尔德听到一个盛怒的土耳其人嘲弄迪斯雷利打算开战的说法”的时候，他愤怒了。“他说土耳其人把自己置于他的掌控之下（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信任），还说俄国人将会放弃。”按照纳蒂的说法，“迪斯雷利的意思并不是为反对将海峡向所有的战舰开放而发动战争”。这跟他后来告诉历史学家J·A·弗劳德的完全不一样。纳蒂曾经试图劝说J·A·弗劳德“按照他的观点”去写一本迪斯雷利的传记，但是没有说动。纳蒂后来在回忆中说“他（贝肯斯菲尔德勋爵）决定支持战争，这对于他的政策来说是必要的：这是女王强压着他这样做的而他面临着他碰到的那些每天在内阁进进出出的反对党人的指责”。

无论是否有诈，迪斯雷利都是幸运的。第一，俾斯麦选择的是不支持戈尔查科夫和伊格奈特耶夫，他担心俄国人太完美的成功可能会让奥地利—匈牙利从大国的位置上降级。第二，俄国人在1877年12月在普列文的进军被察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