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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得到其他大国的同意。俾斯麦在“三大帝国”联盟的旗帜下联合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政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似乎限制了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然而，发生在俄国与英国之间的针对土耳其事务的冲突极有可能实现迪斯雷利打破三大帝国联盟的梦想。1875年夏天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起义一爆发，迪斯雷利马上指责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煽动分裂土耳其帝国。事实上，无论是奥地利—匈牙利外交大臣安德拉希，还是其俄国的戈尔查科夫，都会满意于一个对土耳其采取“有效的手段”的六大国协议，而德比很可能会接受这个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一致）。但是，迪斯雷利对此没有兴趣。

1876年5月26日，列昂内尔写信给迪斯雷利：“我希望很快能就一项达成的安排向您表示祝贺，这项安排将由于一项有力而坚定的政策，可以保证之后很多年的和平。”事实上，向贝斯卡湾派出舰队的举动，寻求分裂三大帝国联盟的“有力政策”的努力，几乎把英国引向了战争。苏丹在1876年5月退位，塞尔维亚和黑山随即在6月份加入到了反土耳其起义的阵营中，而“保加利亚暴行”——其间，据称有15000名保加利亚基督徒被巴希…巴祖克斯的土耳其准军事组织杀害——给了格莱德斯通重新复出的非常完美的机会。当6月9日迪斯雷利在列昂内尔家的一次晚宴上碰到俄国大使苏瓦罗夫的时候，他对英国孤立的外交政策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当印度部长萨利斯伯利爵士到君士坦丁堡出席由德比召集的国际大会的时候，他倾向于同意俄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格奈特耶夫提出的土耳其应该授予被分割的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力。同时迪斯雷利很鲁莽地企图收买奥地利退出三大帝国联盟——“你开价多少”是他很生硬的问题——的企图无功而返。列昂内尔在9月8日给迪斯雷利的信——给首相提供鼓励和金融界情报的一系列的信中的一封——确认他正面临“一场非常困难的山头攻坚战”。如果英国和俄国之间在1877年6月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和戈尔查科夫几乎应该负有同等的责任，或许还应该更多。因为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与两名资深的大臣（德比和卡纳万爵士）背道而驰。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样一场战争的前景是非常堪忧的，尤其是在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的时候。在1870～1875年之间，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发行了总价值为6200万英镑的俄国债券，最后终于圆了长期以来一直使他们耿耿于怀的影响俄国金融的梦想。这是一个盈利非常丰厚的生意：这只5％利率的俄国债券的价格从1870年3月的85，上涨到了1875年8月的106，上涨比例达到了24％。1875～1877年的东方危机不仅仅遏制了这个上涨的势头，而且引发了价格的节节下跌——1876年10月跌到了74，而当俄国在第二年4月向土耳其宣战的时候，又跌到了68。这种情况在所有欧洲主要市场的绝大多数政府债券上都有反映。纳蒂自己后来称这场1878年的金融危机为“有史以来英国金融史上”最大的危机，它以格拉斯哥城市银行的倒闭为开端，以英格兰西部银行的破产为顶点。列昂内尔和纳蒂（因为他正准备继承他那已经病痛缠身的父亲的财产和职责）所面临的困境是相当严峻的：他们应该支持俄国吗？眼睁睁看着土耳其帝国受辱甚至是灭亡，而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将殃及埃及和英国本身也在所不惜？

他们选择了土耳其，把1877年的俄国贷款让给了由门德尔松率领的银团，而法国的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著名的有贴现银行和里昂信贷——在一旁虎视眈眈。迪斯雷利可以在8月份拍着胸脯向女王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俄国现在的政策极端讨厌，而且已经拒绝了帮助沙皇渡过目前的难关的请求”。这是一场真正的牺牲，因为这样的举动或多或少在随后的15年间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排除在俄国的金融活动之外。这不能只用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利益来解释，因为在1877年的危机期间几乎就见不到什么利益。巴尔干地区主要的铁路特许权掌握在赫希的手里，他们仍然继续排斥来自君士坦丁堡寻求金融支持的请求，而且第一笔稍大的给埃及的贷款一年多以后才贷出来，唯一可信的解释应该是来自非经济方面的。

格莱德斯通和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购买过程中作用的攻击，极大地破坏了列昂内尔对政党政治的忠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一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