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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骗谁呢。如果我在护士把针头从我胳膊里拔出来后，跟红十字会里给我递巧克力夹心饼干的人说我觉得不是很好，会发生什么呢？地震？火灾和洪水？狗屁。

“不，”我说，“我真的觉得一直不是很好，拉尔夫。”

“流感？最近一直在蔓延。”

“不。事实上，我这次没得流感。并且我一直睡得很好。”这句话是真的——莎拉—拉弗斯的梦没有再出现，不管是平淡的还是强烈的。“我想我也许是情绪低落。”

“哦，你应该去度假，”他说，然后啜着他的咖啡。他再次抬头看我的时候皱了皱眉，放下杯子，“什么？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有，我想象着说。拉尔夫，你就是第一只打破寂静的鸟，就是这样。

“不，没什么不对劲，”我说，然后，因为我有点想知道话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样，我重复了一启遍。“度假。”

“哦，”他说，笑起来。“人们一直这样做的。”

人们一直这样做的。他这样说是对的；即使是那些并不能全然负担起度假费用的人。当他们疲倦的时候。当他们被自己的麻烦弄得紧张憔悴的时候。当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沉重的时候，挣钱然后花钱。

我当然负担得起度假，我当然也能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什么工作，哈哈？——然而我需要这个红十字会发饼干的人向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家伙指出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自从我和乔在她去世前那个冬天去过百慕大后，我还没有真正度过假。我的那口饭碗已经不再有东西了，但我依然坚守着它。

直到那年夏天，当我在《德里新闻》上读到拉尔夫·罗伯茨的讣告时（他被一辆汽车撞倒），我才充分意识到我欠他有多么多。让我告诉你，那个建议比我献血后得到的任何一杯橙汁都要好。

我离开餐馆后没有回家，而是徒步走过半个这该死的城市；上面有部分完成的填字游戏的那版报纸夹在胳膊下面。我一直走到觉得冷了为止，虽然气温正在变暖。我没有去想什么事情，但我又想到了所有的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当我准备写一本书时常有的那种，虽然我有好几年没有那样思考过，我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状态。

这就像有人开着大卡车停在你的车道上，然后把东西搬到你的地下室里。我无法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解释了。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们都被包在鼓鼓囊囊的棉被里，但是你不需要知道。那是家具，你需要用来使你的房子看上去像个家的所有东西，使它刚刚好，恰好是你想要它成为的那种样子。

当这些家伙跳回到他们的卡车上开走后，你下到地下室并走来走去（像那个上午我在德里游荡一样，穿着旧套鞋翻山越谷），这里摸摸一条边，那里摸摸一个角，这个是沙发吗？那个是衣柜吗？这些都不重要。每样东西都在这里，搬东西的人没有忘记一件东西，虽然你不得不自己把它们都搬上楼去（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扭伤你可怜而衰老的背），这很好。重要的是送来的货很完整。

这一次我想——希望——送货卡车运来了我后面四十年需要的东西：我可能不得不度过的没有创作的年头。他们曾经来过地下室的门口，他们曾很有礼貌地敲门，几个月后仍然没人有应门时，他们终于拿来一柄破墙槌。嗨！伙计，希望这声音没太吓到你，对不起这个门了！

我不在乎这个门；我在乎这些家具。有哪一件损坏或丢失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我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把它们搬上楼去，撕掉家具的包装，把它们放在该放的位置。

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了“影子”，德里可爱的怀旧小电影院，虽然（或许因为）有录像技术的变革，它还是生意兴隆。这个月他们在放映五十年代的经典科幻电影，但四月份是献给汉弗莱·鲍嘉的，乔一直的最爱。我在招牌下面站了一会儿，研究其中一部即将上映的大片的海报。然后我回家去，从电话本上随机选了一家旅行社，告诉接电话的家伙我想去基拉戈岛。你是说基韦斯特岛吗，这家伙说。不，我告诉他，我是指基拉戈岛，就像鲍嘉和巴考儿演的电影《基拉戈岛》里的那个。三个星期。然后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有钱，我一个人过，并且我退休了。狗屁的“三个星期”算什么？六个星期吧，我说。给我找一间小屋或其它什么的。那会很贵的，他说。我跟他说我不在乎。等我回到德里的时候，就是春天了。

同时，我有一些家具要拆开包装。

第一个月我被基拉戈岛迷住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