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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减少湘潭浮折漕粮,确定军需公费,先前私取十五者,全部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的官员兴高采烈。
当时湖南因交通阻隔,与外界联系很难,凡事由巡抚独断专行、骆秉章决定实行这个方案,便修改征收公粮的章程,每年增收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百姓便减少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赋税。湘军再次攻克武昌之后,胡林翼也仿效实行。曾国藩在江西也仿效实行。湖北和江西的税赋翻了几倍,所以湖南也增加了许多银子,但这些银子都用于打仗,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
后来,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立夫马局,津贴捐输就更是拙劣的办法了,不仅仅是因为本身就很难办。舍本逐末,竞争利益,也要看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法子,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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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涂炭生灵,影响民生,却没有消灭财富。战争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军人的收入增加了,百姓踊跃参军。部队打了胜仗,收缴的金币和珍货不可胜数。
湘淮军攻克苏州时,一名主将卖掉的废锡器,达到二十万斤。所有人卖掉的加起来,就有一亿斤了。凡是战胜之师,都无须等待别人供给军饷。
湘军初起时,从南海调来水师大将,湘军设宴欢迎,商议开支二万钱,还为费用太高而叹息。当时,江南粮台委员从苏州前往金陵,拥有八所公馆。帷帐姬妾,不用跟随迁移,各处都有现成的,因此才会被太平军打败。
而湘军起于贫苦,将士一同忍受饥饿,转战五千里,军饷都靠厘金供给。尽管大帅们频频上奏,请求向四川和广东征调军饷,但都被当地的总督和巡抚所把持,指望的数额,实际得到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刘蓉和蒋益澧是个例外,他们出身于四川和广西的监司,得到了总督的协济。刘蓉在陕西作战,四川不再为他供给军饷。蒋益澧率部进入浙江,屡战屡胜,饷源自然丰厚。
湘军起于寒酸,终于富有。攻打捻军时,清廷的京官来到湘军和淮军当中,将领们都给他们送礼,动不动就拿出一万两银子。看一个大帅是否有能力,只要看他筹饷的手段,就能知道了。
五口通商,中国每年收入七百万两银子,加上货厘盐税,又可得一千万两,而刨去军费和官府的开支,俭省节约,藩库扣留下来的,也会有一千万两,所以说国家的富裕莫过于当时。
算账的人看不到大头,听信了小官吏们所说的假话,说什么财政困难,费用浩繁,收支不能平衡,漏洞无法堵塞,没有战事而蓄养军队,舍本而逐末,制造船炮,徒费银两,耗尽了国库收入,不懂得筹划计算。这种说法,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湘军筹划军饷,确实十分艰难,但后来人人都很富足,将近一百人拥有十万两以上的资产,应该领取的薪饷,还没有领到的,就换一个县官来当,所花的银子,动辄几十万两。
厘金兴办之初,官府在码头设卡严密盘收,却不敢过问高官和清廷使者的船舶。但是贵宦的家人、姻亲和仆从,却难免遭到盘查,不能公然逃脱。御史们便以损害商人和百姓为由,纷纷呈上奏章,请求停止征收。
曾国藩刚任两江总督时,无处获得军饷,黄冕建议把湖南的厘税增加到十分之三,称之为东饷,专供曾国藩的部队。刚刚提上议事日程,骆秉章支援四川去了,文格继任巡抚。他与曾国藩和胡林翼关系不好。曾国藩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责令他,便提醒黄冕不要与新任巡抚结怨,以免无法提高厘金。
黄冕和裕麟等人既已提出建议,便不等报告,就设立厘局,增加税收。恰值文格和翟诰相继被清廷罢免,毛鸿宾出任巡抚,恽世临又继任,都是新进的官员,要依靠曾国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黄冕等人所起用的收税官员,也是强悍而无所顾忌。如果有人聚众捣毁厘局,殴打官员,便出动炮船和绿营兵前往弹压,重设厘局。地方官员纷纷协助捕人治罪。商贾纳税争先恐后,全部用于供给湘军。
厘金的出入,连藩司都不得过问,只能在账目的末尾签个名。
厘金成为一个主要财源之后,各省都争取对它的使用权,以至于上一年曾国藩为争军饷,与沈葆桢闹起了矛盾。两人都上疏互相攻击,并以弹劾自己、请求罢官相要挟。清廷不但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居中调和,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64年,同治三年(17)
本年7月,湘军攻克金陵,湖南巡抚所上的第一道奏疏,就是请求免除本省的东饷。曾国藩裁撤湘军部队,多少与此相关。各地厘局也频频接到清廷的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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