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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而增长。其恶性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民失去简单再生产的能力，被推到饥饿死亡的边缘，封建统一大国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被瓦解；另一方面，造成封建国家财政枯竭，难以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唯独这个饱吸农民血汗的中间剥削层次，象肿瘤一样越长越大，最后吸干了国家机体的营养，导致农民铤而走险，国家全面崩溃。

4。4剥削放大效应

在封建国家的剥削中，杂税和徭役是个伸缩量。它给农民带来的负担可能是非常大的。秦、隋两王朝，土地兼并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因为王朝短命而没有充分地发展。这两个王朝之所以迅速崩溃，正是这个可伸缩量被封建国家过分扩充的结果。秦始皇“内兴功作，外攘夷狄”，造阿房宫，修骊山墓，筑万里长城，动用劳力二百余万人，另外蒙恬率三十万人击胡，守五岭的还有五十万人。这样全国大约有三百万人被国家征用，占全国人口二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陈涉、吴广起义的直接导因就是反抗残酷而繁重的徭役。隋炀帝登极之初，修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他在位十三年，修运河、筑长城，三次出兵高丽，动用劳力达到六百万之多，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造成举国就役，“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可怕局面。封建王朝在初期和中后期田赋征收总额虽然变化不大。但是，随着皇室日益腐化，挥霍无度，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国家开支也会增加。而王朝末期，朝廷上下的腐化糜烂造成的浪费更加惊人。晚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时，仅赐钱就达五百万缗，这一项支出就超过岁额的四倍。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国家就会在它可控部分之外，采取加派各种杂税的办法来增加剥削收入。唐代，安文之乱以后，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公元780年，全国总税收为一千三百零五万六千零七十贯，每户平均为四贯二百三十文，是贞观时期的六至七倍。又据明代人李春芳说，当时国家年度财政总收入为二百五十余万两银，而一岁支放之数为四百余万（明初为二百至三百万）两银，每年尚少一百五十万两无从筹措。这样，封建政府就只有采取加赋的办法。公元1618年，万历末年，神宗借辽饷之名，先后三次每亩地加派九厘，仅这一项全国就增加了五百二十万两的田赋收入。明末皇帝崇祯时代，加派辽饷额达九百万两，剿饷又增赋三百三十万两，后改为练饷，增赋达七百三十万两。几项加派税相加比原定额增大了十几倍。

最近有人将清代鼎盛时期1753年和灭亡前夕1908年，两个年度的总税收作了比较分析。1753年总税收折银为七千三百七十九万二千两，其中田赋为五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两，占总税收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五。而19O8年总税收达二亿九千二百万两，其中田赋为一亿零二百四十万两，占总税收比例已降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一，而其他税收总和大大超过了田赋。1908年的杂税收入比1753年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二百零三，即十几倍。由此可见，国家剥削中，杂税及各种加派税、徭役这些可伸缩量，越到王朝后期越是成倍地增长。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是逐步加重的。

如果把封建国家剥削与地主剥削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种剥削是相互加强的，呈现出剥削放大效应。这一放大效应是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加剧的。开始有部分自耕农破产，出卖土地变为佃农。但国家总收入不能减少。当官的怕失职，便采取“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的办法，保证地方总赋税，其结果是，剩余编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这种加剧农户逃亡的现象，叫做“摊逃”。同时，地主对农民也趁势扩大剥削。这就又造成了更多的自耕农的破产。往复恶性循环，自耕农经济如雪崩般解体。

唐代的户口记录，很能反映这一过程。《唐会要》记载，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国家掌握的总户数为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到780年（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时，定天下两税户就仅为三百八十万零五千零七十六户了。813年（元和年间）以后，只剩下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户。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税户数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全唐文》中很清晰地记载着：这种户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摊逃引起的。李渤〈请免淮南摊均逃户赋税疏》中说“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四十余户，闵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自摊逃”。明代中后期，这种放大效应更为明显，如台州共有四县，原有人数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