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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剥削关系中，自耕农向国家交纳田赋、杂税，还要服徭役。佃农不仅要受封建国家的剥削，还要受到地主的剥削，中间层次是地主（它包括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最上层是封建国家。这种剥削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农民所受剥削量大小的伸缩性很大，它可以相对轻，也可以极重，主要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和无组织力量。而在欧洲封建社会里，领主的剥削多受习惯法约束，其可变度不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剥削结构中，农民所受的剥削可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先看一下可控部分。这一部分主要由田赋、人头税以及法定的徭役等组成。历代王朝，赋税定额及征收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田赋和人头税是相对稳定的，相比之下也不那么重。杂税和徭役则是由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在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国库充实时，这个可伸缩量就较小。当无组织力量膨胀、国库亏空或有边患时，这个可伸缩量就会因横征暴敛而扩大。

西汉时，田赋号称“三十税一”，是相当轻的，但有役重于税的特点。最近，有人对汉代一个五口之家、耕地七十亩（合周制百亩）的农户所受封建国家的剥削作了推算：年收谷共二百一十石，其中田税为七石，占百分之三点三；徭役折合谷六十石，约占百分之二十九；人头税折合谷四石，约为百分之二。也就是说，田税及人头税相加，只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如加上徭役，剥削率当在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我们再看看明代的有关情况。据梁方仲统计，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五年（15O2年），万历六年（1578年），每年平均每亩田征粮额分别为：三点四六升、四点三升、三点八升。他还统计了从明太祖到嘉宗（1381—1626年）近二百五十年内，全国实征粮银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口的负担量。根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最高额为明七宗朝，为升／人；最低为世宗朝，为升／人；而太祖时为升／人，熹宗时为升／人。二百五十年间人均负担的变动是不大的。这说明，封建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可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根据上述数字可算出，明初法定人均负担为50升／人。假定自耕农为百分之六十，国家的全部税收部由这部分人承担，那么自耕农人均负担量就为：

50升／人/60％=83升／人

按洪武时每户平均人口为五点五人计，那么每户自耕农每年平均负担：升／户，也即石／户。这个赋额是不高的。可见，在一个王朝初期，仅就封建剥削的可控部分而言，自耕农安剥削较轻。封建国家的财政和农民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下去。

佃农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除受封建国家剥削外，还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是国家不可控部分，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率比国家田赋高得多，《汉书》《食货志》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王莽也说过，在豪民兼并的土地上“实什税五也”。唐代陆贽也说过，国家收田税每亩五升，而他主每亩要收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税也”。他主张制定全国统一的地租标准，以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历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但并不成功。宋代基本上是私租五五分成。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则须再加一成，四六分租。地租标准的高低往往和土地兼并程度有关，当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破产佃农人数急剧增长时，地主往往就会借机抬高地租标准。可见，地主是封建国家与佃农间的一个中间剥削层次。地主只向国家交纳（往往偷税漏税）少量田赋，而以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剥削率残酷地剥削佃农。这一层次的剥削实际上是不可控的。

中国封建社会里剥削结构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就造成了农民受剥削和无组织力量大小紧密相关的重要特点。

当王朝初期无组织力量比较小的时候，自耕农比例较大，所受剥削主要是国家可控部分的田赋、人头税、法定徭役，相对说来剥削是比较轻的。相比之下，西欧领主制经济下农奴所受剥削要重得多。法国到农奴制后期，农奴每星期要为领主取三天强制性劳役，此外，还须向领主纳地租和不定贡献，对教会纳什一税和其他不定期费用，对国王纳土地税、人头税、盐税、二十取一税等等。

但是，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合流以后，加剧了土地兼并，自耕农大量破产，转化为佃农。夹在封建国家与佃农之间的地主阶级，就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尤其是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越到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佃农人数骤增，地主剥削所占比重也越大。剥削放大器随着无组织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