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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钻，力求得到最大的收获。

如法“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病情不见好转，才逐渐意识到可能是被人戏弄。至此，原来的满怀希望，变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极端懊悔和彷徨之际，一位亲戚从外地回来，见我满头是癣，就给我介绍说，他几个儿子都长过头癣，用什么办法都治不好，最后听人说把头发留起来，不要剃，每天或隔天用肥皂或药皂洗一次头，当头发长到约一寸长时，头癣就自然痊愈了。

说到这，可能皮肤科的大夫们不会苟同。因按传统疗法，头癣一定要剃光以方便搽药。也许现在有先进口服药，不用剃头，例如“兰美抒”等，但此药昂贵且服药期长，并不是普罗大众能负担得起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头癣是按亲戚介绍的“土”办法治好的，至今几十年未见复发。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双料风湿”（1）

这是我要叙述的重点，因事关重要且故事情节感人，心得也特多。

1951年夏，一个特殊的偶然机会，让我跳进“东北商专”（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学院”）对外贸易专业，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依仗自己年轻（16岁）身体好。在北国坚持洗冷水澡，殊不知东北的自来水特冷，冷到刺骨，如此锻炼，在东北第一个冬天，我就过不了关，得了“多发性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酸痛，肌肉萎缩，逐渐发展到走路、下蹲都困难。成为班上、系里乃至全校都出名的“关节炎”。

“祸不单行”、“无独有偶”。关节炎未好，19岁那年又多了一个心脏病。据医生说十七八岁得“风湿性关节炎”，到20岁左右最易并发“风湿性心脏病”，我果然被言中了。

由于疾病的内在规律，加上当时搞“肃反”运动，每天仅睡三四个钟头，快到运动结束时，我已被心脏病击倒。当时来势汹汹，心跳乱七八糟，平均每跳两次就好像停跳一次，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入睡。越是睡不好，心跳就越糟，形成恶性循环。有一天竟要去医院急诊几次。领导见我病成这样，乃让我公私兼顾，出差去上海宏仁医院（后改名为“上海胸科外科医院”，是当时全国最擅长做心脏手术的医院）做手术。但到了该医院，经检查认为我不属于适合开刀的“二尖瓣膜狭窄”，就建议我“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领导见医院建议，有意照顾我回南方休养。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先前因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而转行的外贸大学生归队。真是时来运转，很快组织就决定把我调回广东外贸部门工作。原单位办事很快，在办调动同时连同我的行李都一齐寄回来了。接办单位让我养好病再上班。我打从内心感谢组织的关爱，决心尽快养好病，提早上班报效人民。

诚然，“调回南方暖热地带生活和工作”，为我提供了养、治好病的外部条件，我是广东人，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气候水土适合于我。

然而，真正治好我的病的，还是若干内在因素：

（1）首先在明确了我得风湿病的根源是在北方寒冷环境下，不懂得保护自己，得了扁桃体炎，未彻底治疗变成慢性扁桃体炎，而扁桃腺炎与龋齿一样是由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引起的疾患，该二菌种在宿体内不断繁殖，并排出毒素经淋巴液和血液循环全身，身体的那一部分对它敏感（如关节、心脏、肾脏等），而被吸收进去，有关部分就发炎、起病变。故此，别小看扁桃体炎和龋齿，它们是大病的病灶和祸根！

既已明确扁桃体炎是引发我关节炎和心脏病的祸根，还留它干吗？我终于下决心把它割掉，尽管很痛，我还是乐于接受。扁桃腺摘除后，果然病情逐步好转，起码不再发展了。

（2）“动”——运动——体育治疗始终是治好我“双料风湿病”的根本。为便于叙述，下面我综合了几个动人的故事。

①马约翰的不朽教诲。

1954年春，我在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作毕业实习。那里的同志都很同情和关心我，介绍我去清华大学找马约翰教授，据说他对体育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很有研究。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冒昧给马教授写了一封信。出我意料外，马教授接读后马上回信约我于当周周日上午10时到他家，信中还详明交通路线并附草图。我依时应约，见面后他简要了解我的病情后，即示我在他客厅用常态走20步路，接着问：“你感觉如何？”“痛！很沉！很累！”跟着要我像跳芭蕾舞那样吊起脚跟再走20步。我忍着痛照做。做完，他又问：“现在感觉又怎样？”“奇怪！感觉轻松了许多。”接着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