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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皇帝身边掌实权的且属于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内廷因分成两派都各自从事其权力争斗，而争权斗力的结果也同时会在外廷士大夫那边的牛李两党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从李德裕死后，牛李党争已经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后来的执政大臣仍念念不忘尽诛宦官，终导致宦官与宰相竞相拉拢藩镇节度使为外援，最后出现朱温篡唐的结局。当然这一切也跟唐朝末期的皇帝偏信或昏庸无能有关，但无论如何，对唐朝后期政局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仍可算惨重，因为最终是亡了国。细加分析的话，唐朝后期朝廷内斗的双方镇线也是有着明显的变化的，而且错综复杂，其发展过程更是几经转变的。

甘露之变后，互相敌对的宦官家族及派别，渐觉需团结一致来对付企图铲除他们的外廷朝臣。当宦官们警觉到要对付宰相需联结藩镇，于是有族类自觉的意识，后改变策略，一面与藩镇连手共同干政，此时，宦官与宰相的斗争已经不单纯是中央内斗这么简单，已有了性质的改变：变成为藩镇利益服务了。另外，宦官还泛用收养武将为义子的手法来巩固加强自己的势力，可惜后来越收越滥以致失去家族归属感这原有意义，甚至还要死在义子的手里，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占据四川的王建素杀死，这说明：中央宦官与神策军将、藩镇节度使的义养关系都是建基于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价值，或出现利益冲突时，宦官便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宦官与藩镇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局势一直在变化中，加上民乱的爆发，唐末皇帝的身边已无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质低劣，宰相双方皆借助于藩镇之力打击、排挤对方。特别是崔昭纬、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动辄如此昭宗时，其平衡藩镇政策失效，当权的宰相崔胤要尽杀宦官时，昭宗根本已无力制止甚至为保皇命而不得不从，以致崔胤联合朱全忠尽杀宦官及对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强藩篡权的末路了。所以，宰相与藩镇间也是在互相利用。

《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2）

严格来说，党争的发展基本上依附着内廷宦官的权力斗争而演变。在懿宗、僖宗、昭宗这几个末期皇帝任期内，虽然朝臣与宦官之间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尔虞我诈，使双方不得不以强藩为后援。唐朝后期，一直在宦官与宰相及边镇节度使这三者复杂的关系网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尽所能仍不能达成所愿，如昭宗企图以亲王招募训练中央军队的部署亦被李茂贞与韩达破坏，亲王全遭韩达所杀，中央军队如同虚设，根本没有能力与藩镇交锋。

本来牛李党争是朝官们围绕着执政权分成党派而展开权力的争夺战，但到唐朝末期，延续实施的边镇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镇的节度使随着平乱战绩及地盘扩张，势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黄巢内乱，朝廷内外廷官员都去各自勾结外围的强藩以作后盾，与节度使间形成了一种交错复杂的关系网，间接使得局势呈现藩镇愈来愈强而皇权则愈来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时则无可避免地演变成朱温弒帝篡国了。

显然唐朝出现种种问题是从唐中期的唐玄宗开始，因为军阀割据，宦官再次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一个历史时期。唐朝的宦官集团不再是简单的当权就满足了，他们还有了官员的身份。（这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抑制臣权的目的，开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力量。于是宦官开始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宦官队伍性质的变化在当时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入宫充当宦官，即被视为“入仕”。跟一般意义上的当官没什么俩样。很多宦官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把亲戚朋友一起邀请来当太监，居然形成了太监家族。而且唐朝的残疾人保障法也确实很完善，宦官的待遇跟普通士人官僚的是一样的。并且名正言顺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正式成员。具有合法性的参政权。他们开始掌控政权、军权，并构建了自身的家族势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兼具君主家奴身份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姑且从宦官的家庭说起。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举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的爷爷曹节就是娶了老婆，收了义子，这才有后来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不过东汉时期的人并不认为宦官找老婆是一种婚姻关系，反而认为是对女性的摧残与*，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关系。

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在唐朝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