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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贵族中贤良的人，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等，他们也常常能够纡尊降贵、放弃自己的特权，与这些人才结为好朋友。到了秦国吞并六国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度，设置郡县，将那些才智勇力出众的人都迁徙到咸阳。汉高帝继承了这一做法，将齐国的大姓田姓以及楚国的昭姓、屈姓、景姓等众多大家族迁徙到关中。从此以后贵族势力开始走向衰败，而到了后来，这些贵族的姓氏也慢慢成为平民百姓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贵族政治，到此全部结束。

汉高帝刘邦在大泽乡起义，后来当了皇帝。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左右的得力大臣象萧何、曹参，韩信，彭越，陈平，周勃等人，都是职位卑微的官吏出生，都是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和杀猪卖狗之人。后来官运亨通，爵位显赫，君臣都是走相同道路的人。

自汉代兴盛而布衣将相的大局已经确定，其中有与贵族相似的则有西汉勋臣中的金张；后族中的吕氏、窦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东汉后族中的马氏、窦氏、邓氏、阎氏、梁氏；宰相家的袁氏这些人。然而都是不久就灭亡了的，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二节血缘决定命运

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虽然在经济上被划分为若干个小家庭，但在地域上往往是聚族而居，除了以往宗法思想的影响外，严厉的封建户籍制也限制了人们自由流动；秦汉时期，一些地区某些家庭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以及人丁兴旺等原因，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强宗大族。他们在本地区也有很大势力，可以横行无法；甚至阻碍中央王朝政令的实施。对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

两汉后期到东汉时期；由于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强宗大族的力量又有所抬头，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政权，形成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的家族。在东汉想要做官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优秀，就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也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士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属于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劳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一个人必须又是士就是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

而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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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党争》第四章（1）

唐朝庙堂里的暗战

第一节观点斗争背后的阶级斗争

唐代初期，国家一直被较为强势的皇帝所控制，所有军政大权均由皇帝一手操纵，宦、武官员各有分工，党派内争也不太凸显。但是，唐代中、后期，皇宫内皇权之争愈加激烈复杂，从宪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里，朝廷的内廷宦官与外廷宰相为执政而争权，在对藩镇及外敌是否采取武力制裁的问题上，牛李两派壁垒相当之分明，史称牛李党争。

唐代自开国初始，在士大夫中就存在着庶族和士族两大派别，二者既有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又有政治主张上的殊异，到了唐中后期的文宗时，庶、士两派的斗争变得尖锐化。如在发生的维州事件中，当时牛李两党因政见不同而分成两大对立派别：李党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学士李德裕为首，主张武力对抗吐蕃的主战派；另一边牛党则是庶族派，以牛僧孺为代表，主倡安抚吐蕃的主和派。当时，文宗采用了牛党主张而令李德裕退还维州与吐蕃，从战略角度或宰相素质来分析的话，牛僧孺放弃维州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而朝廷内外官员由于出身、政见及门风的不同而分成两大阵营，此种争斗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党争只不过是宫廷内宦官派系斗争的表面现象，不代表士大夫间不同理想的冲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与小人的冲突。当时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从穆、文、武、宣宗等几代皇帝均由宦官拥立，而牛李党派要想得势均需各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