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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维持。中东产油国家因为缺水限制了其农业的发展、无法支撑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国北方的干旱也愈演愈烈。韩国也面临严重的水资源不足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面对未来时都如坐针毡。

大国全球农业战略（2）

另一方面，以非洲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但由于政治不稳定，农业发展非常落后，产量低，饥荒不断。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很大，但自己却无法开发。中东各国、中国、韩国等等农业资源稀缺国，大举进军这些地区，进行农业外包。根据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世界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估计，自2006年以来，在这些贫困国家中，大约有1　500万公顷~2　000万公顷的耕地已经或正在被用来和外国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这大致相当于法国所有耕地或欧盟耕地总量的1/5。这些交易的价值，大致达到200亿美元~300亿美元。比如，沙特*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1亿美元，租用其土地种植小麦、大麦、大米。在苏丹，韩国签下了69万公顷的土地交易；阿联酋和埃及则各得40万公顷左右，用于种植小麦。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一直是*世界的粮仓，将把1/5的土地留给*各国的政府。中国则在刚果建成了280万公顷的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场。在亚洲，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土地，也纷纷向外国投资者开放。

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农业资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过，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两方面的压力。

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等国家的农业在全球扩张。它们甚至将之冠以“新殖*义”。西方国家的一大指责是，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家时，外国的农业投资者却把大量粮食运了出去。这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本土主义”则是来自这些接受农业外资国家内部的抵抗。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缘由是这些国家政治*，政府经常把本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拥有或耕种的土地收夺过来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一来，当地人就会认为是外资者抢了他们的地，外资进而成为了众矢之的。

“西方主义”的压力还有办法可以应对。所谓外资抢夺穷国的食物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穷国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无力开发自己的农业资源，急需外资的介入。有人估算过，外资开发的土地，每公顷的产量至少比非洲现在的平均产量高出一倍。仅此一项，就多出了3　000万吨~4　000万吨的谷物。而世界一年的谷物交易额也不过才2�2亿万吨。蛋糕做大了才好分配。中国应该和当地政府发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为当地社会供应粮食。要知道，当地农民的亩产量，还不如中国农场亩产的一半。中国的农场即使把产量的一半卖给当地，一半运回国，也不会影响当地的粮食供应。实际上，在赞比亚，大约1/4的鸡蛋都是由中国的农场供应的。只要能够长期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问题作出贡献，“新殖*义”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

相较而言，“本土主义”的威胁则更难对付。因为当地政治不够清明，政府经常把掠夺来的土地转让给外资。同时，政治的不稳定经常导致权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走得太近，忽略社会大众的利益，一旦政府垮台、反对力量执政，那么过去通过政府而进行的投资就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能和当地社会打好交道，是农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把大量农民送到海外精耕细作，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量的农业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义”的仇外情绪，并不是条可靠的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培养一代国际农场主。这些人不光要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并且要懂得经营管理、了解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出去组织生产，雇用当地人为自己服务。培养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农学院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此外，中国在军事上也必须发展出能够随时救助自己侨民的快速反应能力。

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具有丰富的私人农业资本，所以在农业全球化中，国家的总体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又是一个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的复杂工程。政府应该注重培育国内的私人农业资本，并且为这些资本建构一个进军世界的宏观框架。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经济起飞和农业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