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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

谨谢不敏

蔡元培醒来后显得很激动，嗓音挺大地涨红着脸，执意要发表这份宣言。多亏元康劝阻，费尽了口舌，又以自己名义代家兄拟了份启事在上海《申报》发表。他在启事中敬告天下好友，因医生嘱托，家兄胃病增剧，神经衰弱，从此屏绝外缘，谢绝见客云云。但由于这时“挽蔡救陈”已初战告捷，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随同教育部秘书徐鸿宝先后来到了杭州，所以这份不合作的宣言还是很快在北大流传开来。

话分两头，正当巴黎和谈的签字日期一天天逼近时，梁启超又听说了北京政府临时变卦的消息。段祺瑞密电陆征祥，命令他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也软了下来，见大势所趋，还是保一顶乌纱算梁启超气得又开始咯血，几个月国内共拍来七千余封警告电函，政府最终还是一意孤行，看来在出卖主权上已铁了心。他也铁下心跳出来抗争了，与手下几位一商量，决定再打学生这张牌。可苦于北京太远，他又找了吴稚晖和李石曾，马上分头去发动中国留法学生紧急行动。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这一天，几百名愤怒的学生突然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陆征祥怕再遭受曹、章的下场，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迫对巴黎各报发表了正式声明，表示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的最后裁判。

虽然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几个大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但“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倒是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我们追溯往事时，无不为当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深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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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正坐在《每周评论》的编辑部里，也开始烦躁地抽起了烟。当时的编辑部设在南城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陈独秀被捕后，主编杂志的担子就落在他和李大钊肩上。暑假里，李大钊去了昌黎的五峰山度假，这一期刊物就轮到他主编他的对面坐着罗家伦，这几天罗家伦在为杜威做翻译，空下来就跟着他四处乱跑。

胡适碰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但今天看来要破例他翻开前几期杂志，发现四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摘译）。五月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终于有点不满地叹息了一声：

“仲甫和守常色彩过于左倾，现在两份杂志都成了‘主义派’的天下啦！”

罗家伦因空下来常去安福俱乐部打探消息，也向先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

“现在连王揖唐也在高谈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这位安福系首领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他们还设立了‘民生主义研究会’，如果守常先生听了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胡适轻蔑地摇摇头，说：“由此可见‘主义派’的荒诞了，王揖唐的表演还不够给我们一个教训看来我也要谈点政治”

虽然胡适不便与罗家伦明说，但心里对“五四运动”始终有点耿耿于怀。这场学生运动毕竟太政治化了，口号满天飞，许多学生领袖也萌发出狂热的政治欲望，开始频繁地与各大党派接触。表面上看，全国一下涌现出了几百份白话报刊，通过论辩和传播，白话文运动好像还得到了普及。但事实上他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学术革命已完全变了味。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那就谈点针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基本问题吧。再说他的导师杜威也批评他对国事不够热情，在演讲时一再赞美“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看来他是要谈点与众不同的见解了，不过那是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政治。

胡适用手扶了一下眼镜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

罗家伦忍不住问：“这不是杜威的实用哲学”

他给杜威当了几天速记员，对那次《思想的派别》的演讲还记忆犹新。

胡适眯着眼睛说：“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倡导新文化运动有两大任务，破坏和建设。仲甫他们看来是要一味破坏下去了，建设的任务只有我来承担我准备围绕问题和主义写一篇文章，也算是谈政治的开端吧。”

这天夜里，胡适闭门谢客，为《每周评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论战。

虽然胡适并不赞成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文章抨击的对象主要是安福系。他的最初目的显然是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