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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战斗一直进行着，伤员陆续运送到小庙里，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不停地做着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已经做了二十五个大手术。当他工作的时候，担架员带来消息说，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正午，放在小庙地上的一排一排的伤员已经增加了一倍。医疗队现在以平稳的、不间断的节奏工作着：伤员陆续从前线运来，重伤员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的由专管撤退的担架队运送到十英里外的曲回寺的后方医院。

王旅长的旅部来了一个干部很焦急地询问是否还能再收留些伤员，白求恩一面做着手术，一面回答说：“只要有伤员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做手术。”

做到第五十个手术，董站着给伤员上麻醉药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他的手开始发抖。他勉强支持着等这个手术做完了，随即坐到地上，两眼无神，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白求恩把他扶到一条板凳上，看了看他的喉咙，试了他的体温，接着嚷了出来：“你总说什么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却患着很厉害的扁桃腺炎，发着高烧，接连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叫贾铺好一张床，让董睡下，并让他吃了点镇静剂。游大夫接替了上麻醉药的工作，王大夫代替了他作白求恩的助手。

黄昏光景，伤员还是源源来到，而且送来了第一个严重休克的伤员。当时腾不出人来，于是王大夫自愿输血。白求恩抽了三百毫升，随即王又回到手术台工作了十二小时。后来又有一个伤员失血过多，游大夫和方大夫输了血。下一次的输血是由贾自愿担任的，她看见白求恩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她，觉得又骄傲，又难为情。

接着前线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快要到来的消息。战斗结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晓了。

半夜里，三五九旅的后援部队偷偷地越过了一片朦胧的山岭，到了那条公路旁边的小山上。低声的口信来回传递着，钢碰着钢发出●铛的声音，散兵线铺开了，隐隐约约的人影爬来爬去布置机枪阵地，然后就在山石当中隐藏了起来。

下面五十码就是公路，一条椭圆形的细线。路的那一边，地面又陡峭地往上升起来。根据王旅长得到的情报，日军的增援部队迟早必须从这段狭窄的公路经过。侦察员又证实，他们正由五十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运送着来了。

中国的战士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埋伏在山石背后像山石一样地一动也不动。然后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接着一辆坦克轧轧地沿着公路开了过来，车塔里探出来一个脑袋，上面戴着一顶有帽沿的小帽。坦克后面是第一批五辆卡车。坦克和领头的一批卡车过去以后，下一批出现了，跟着又来了一批。它们开得很慢，关着灯。它们都是敞篷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日本兵，他们紧张的脸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山头上，王部下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步枪紧贴着肩膀，瞄准了机关枪，抚摩着挂在皮带上的手榴弹。他们用从多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冷静的纪律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但是卡车陆续从山下开过去，命令却还没有下来，他们都不安地仰起头来，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指挥员，嘴里则咬着手榴弹的冷冰的保险盖。然后，等到至少有半数的卡车全过去了，指挥员突然喊出了命令。山上的步枪和机关枪齐发，对着敌人车队的中心，头部和尾部开火，紧接着是一阵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从敌人的车队里发出了痛楚的呼号，嘶哑的喊叫，还有命令和咒骂。领头的那辆坦克竖起了后车身，想在这条窄路上掉过头来，但是在三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歪着蹦了起来，消失在一阵烟雾里，随后就瘫在炸坏了的履带上了。卡车东倒西歪地堆挤在一起。炸裂了的汽油箱冒出一道道的火焰。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卧倒在地上。他们向四面八方乱放枪。有的爬到卡车后面找点掩护，有的在慌乱中爬上对面的山坡。

游击队的战士们冷静地、准确地继续扫射着动弹不了的车辆和乱奔乱窜的敌人。接着，一个队长跳上了一块山石，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啊！”他激昂地喊道。“消灭敌人，同志们！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游击队一窝蜂地冲下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