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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于美国这么一个富国来说，贫富差距算是很大的。例如，1998年，8个美国人中大约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20％是儿童——这两项的数字都比西欧大约多一倍。没有国民保健计划，意味着４000多万人得不到健康保险。可是，富人的情况却格外好：占美国家庭1％的最富有家庭所积累的财富比占95％的整个底层的财富还要多。在这一点上，美国同样位于发达国家之首。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似乎无一使民众感到非常不快。机会平等这一神话的魅力太大了，美国人根本就不去想怎么打败富人。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致富上，即他们自己如何致富。

那么，当美国领导人大谈扩大自由王国之时，对这个帝国的外围阶层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人的信念来自慷慨，他们考虑问题时，不仅想给自己机会，也想给世界机会。可惜的是，美国人对于给世界机会想得太少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惟一重要的世界。越南战争期间，士兵们一谈到回家就常说“回到世界中去”，这决不是偶然的。一般来说，美国人不学外语（美国的大学2002年共毕业了9名学阿拉伯语的学生），也不到国外去旅行，大多数人在地图上找不到“邪恶轴心”国家（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的位置。美国是一个机会众多，新思想层出不穷，无论哪个专业都明星云集的地方，外面的一切在概念上几乎都不值得一提。美国这个帝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美国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帝国，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去看它，或者是去考虑它将走向何方，它需要什么，而且肯定无人负责。这种不去注意的状态会造成疏忽，导致采取条理不清而又往往是矛盾百出的政策。

例如，印度尼西亚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非宗教的民主政府的穆斯林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政府经验尚且不足。2002年夏季我见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时，他们正急于建立基本的民主结构——宪法，市政会，非军事警察部队，独立的中央与地方法官等。印尼有些高层官员请求美国人提供帮助，美国大使拉尔夫·L·博伊斯尽其所能做出了反应。但是，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交代表减少了50％还要多，博伊斯所能做的极其有限。

这种情况不独印尼一家。据《纽约时报》2002年7月报道，美国在诸如沙特阿拉伯、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的外交岗位都人手不足。几个月前，《时代周刊》曾经报道，原教旨主义者开办的穆斯林学校在巴基斯坦迅速增加，正在填补因政府预算失败而留下的空白。加拿大的反应是放弃对巴基斯坦政府偿还其贷款的要求，以便让对方腾出资金用于教育开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时代周刊》2002年7月的另一则消息说，由于担心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有可能把钱用在帮助中国政府实行强制流产的计划上，美国拒绝拿出原定给该组织的3400万美元。且不说花在中国的只有300万美元，而且具体目的还是通过展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有效性来制止强制性流产；也不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同时正在宣布与同一个被拒绝给予人口基金的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的计划。拒绝给联合国资金，除了在政治上作戏外，简直毫无意义。“既然流产在我们这里都不违法，我们怎么能去告诫其它国家不能搞流产方面的咨询呢？”美国作家加里·威尔斯有此一问。我们能够，而且要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流产问题在美国承载着宗教意义。我们认为，其它所有国家都是美国人想怎么样，他们也想怎么样。除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外，谁都不会对其多加考虑的。

当然，除非是有什么阻碍了机会，或者是有什么带恶意的事情发生。这两者必定引起集中反应。如果是阻碍了机会，反应可能是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境内大量非法复制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使微软在那里及其它地区的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美国政府还是那个将驻印尼代表削减了一半、又对巴基斯坦的学校状况毫不在意的政府，但这次它却全力以赴，迫使中国政府对非法仿制者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我之所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当时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倘若事情跟恶意沾上边，做出的反应可能要厉害得多。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美国人的信念和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不合意的“对方”相对抗中形成的，而对方总是被视为自由的敌人。起初，这个对方指的是英国贵族统治的压迫，后来广义地指欧洲封建君主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其后美国摇身一变，成了统领欧美文明抗击德意志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