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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年沉淀下来的精要，不是谁都可以打乱重来的。贾政由京官放了粮道外任，按他的的原意，本是要打起清正廉明的招牌的。因听说过外省州县有吞吃粮米折扣，勒索乡里的种种弊端，就想在治下把这些猫腻一并铲除。刚开始倒也气象一新，怎奈衙门里的旧班底本是拉开了架子要捞些油水的，清苦了一个月，怨声四起，大伙儿集体罢工，给贾政来了个光杆儿老太爷。家里带来的银子都贴补光了，粮道公务却一筹莫展。

贾宝玉“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前一句，就来自他老爹的遗传。政老爷上赖祖宗庇荫，下托女儿洪福，作的都是“清贵”的官儿，平日也就上传下达，应景儿走过场而已，人情世故对他却是冷门。一些“吏治”的法门，还得要家人李十儿来点醒他：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老爷你可以拿着家里的钱往外贴，他们陪得起吗？而且百姓以为，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侯，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这一留难叨蹬，那些乡民心里本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的，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

书中只说贾政为人“古执”，这个词儿，向上靠一点是方正古朴，向下偏一点就是顽固迂腐。李十儿劝他的那番话，如果不计这小子要狐假虎威捞一把的私心，其实倒是有几分道理的。

做官，上面要有人扶掖，下面要有人帮衬。须知水太清了不养鱼，要想政令通畅，却不是只由某个人的一点热血就可大功告成的。那些书办衙役们，既然肯拿大把的银子钻营这差使，说明其中那点文章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凡事成了例，就有点法不责众的味道，谁硬与之叫劲儿，不免有不识时务之讥。远的不提，单说贾政的出身之地荣国府，门上的人，不是也要“依例发财”的吗？在“玫瑰露引出茯苓霜”一回中，这茯苓霜，就是五儿的舅舅得的门礼。她的舅妈对她母亲柳家的说：“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这话听起来，仿佛门上的人得点外财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也罢，对那些上门办事的人来说，送点门礼图个方便，也是大家都自然认可的小规则，要是哪家当朝权要的门上突然改了这雁过拔毛的脾气，反让他们惶惶然不得要领。

《鹿鼎记》中，施琅平台湾，取得的珍宝异物，自己一介不取，尽数上缴朝廷，但这大大的清官，却并不被台湾民众的所欢迎。而小混蛋韦小宝，上任的第二天就刮了一百万两的雪花银，可因为打着“为民请命”的大旗，当地百姓却人人感恩戴德。这其中的差异，非干文韬武略，只在于“会做人”三个字。

漕粮事务，并不是打政老爷这儿才开始的，他不与上下人等“猫鼠同眠”，但这里面的常规和定例却不是一时就可以更改的。无可奈何之中，贾政甩出一句话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开了这个口子，以后的公务皆由李十儿那班滑吏鼓捣去了，妙在“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后来贾政被参“失察属员，重征粮米”，必是因政老爷实在没有经济之才，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一旁喝酒下棋去了。但凡能稍稍约束手下，重征时先别明着勒索，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然后再下手，只要能障人眼目，上司同僚也就乐得放手了。再说你看那时被弹劾的官员，多是不肯与人同流的出头鸟。贾政因为不谙吏治，手下人无法无天，实在闹得不像话了而被参。而他的本家贾雨村初登仕途的时候，因在下层历练过，才干倒是不错的，可惜出道的时间太短，不懂得上下和睦的为官之道，以至左右皆侧目而视。只一年，便被上司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那时节，雨村意气风发，大概也是要一展干才的，所谓“擅纂礼仪”，可能就是拿一些陈规旧例开了刀。不按套路出牌的结果是人人惊恐，节外生枝之事在所难免，于是就又有了扰乱地方的嫌犯。好在他痛定思痛，跟韦小宝学了“花花轿子人抬人”的为官之道，东山再起，不多几年，就升到极顶。

当然，并非现有的格局都是合理的，淤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有一次大的清理整顿。宋熙定年间，国力暗弱，神宗问政于王安石，王安石回答：“应该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制度开始。”王安石推行他的新政，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历时15年时间，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