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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甚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均要以稳定作为标准；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由于过分的言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我记得，前两年就有一个帖子，题目就是《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是压倒了我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更有甚者，一些*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有人激愤地说，“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这话固然有点激愤，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大体也是事实。

应当说，无论在任何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都是必需的，没有基本的稳定，不要说发展，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但这里所说的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细枝末节的矛盾都视之为稳定问题。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居委会、村委会，甚至中小学都在将稳定作为自己工作的主题，将社会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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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南方周末：稳定问题扩大化，涉及对我们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判断，您如何看待和评估我们当今社会的不稳定问题？

孙立平：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1989年的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从此，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成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一些危机理论不断提出来。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说得非常明确，明确地说还有七年。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1989年社会动荡的边缘。据我所知，这些学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无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还有一个说法，即所谓2000美元~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是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辑并没有出现。近些年一些社会矛盾的增多，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要大规模地拖欠农民工工资？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用如此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劳动者的权益就一定要受到严重损害？这些问题不就是我们近些年来引发社会矛盾的原因吗？这些问题是2000美元到3000美元阶段的必然现象还是我们工作的失误？在现实中，2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说法，已经成为我们一些人掩饰失误的一块盾牌。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话，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但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能不能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的问题，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在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