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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问题被泛化了

南方周末：遇到一件事情，随便一个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不能乱”。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稳定的思维定势已经渗透到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消除不稳定因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孙立平：“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但我要问的问题是，怎么就乱了？乱了的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那些具体的问题和社会*有什么直接关系？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工资和“乱”究竟有什么关系？言论开放一点和“乱”究竟有什么关系？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自己吓唬自己，吓得不敢做事情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界定不稳定因素的。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包含“不稳定因素”这个关键词的网页，竟然有500万之多，当然这里包括许多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稳定问题毫不相关的网页，也有许多网页是重复的，但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不稳定因素”这个词汇在我们社会中使用之广泛。失业下岗工人是不稳定因素，讨要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不稳定因素，小区维权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房子被拆迁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被征地的农民是不稳定因素，城市中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是不稳定因素；近两年又说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是不稳定因素，*是不稳定因素，贫富差距是不稳定因素，物价变动也是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是草木皆兵。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某县确定的“不稳定因素排查表”。这个排查表中列举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物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其他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

从这个排查表中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一般的纠纷等等，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了。当然不能否认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一般地说，这些问题，而且是一个县里面的问题，其实与社会动荡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

由于对不稳定因素估计过分严重，维护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也就成了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甚至首位的工作。久而久之，甚至逐步形成了一种有着固定套路的工作模式。一个流行的口号和做法，就是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各个地方采取的措施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设立“不稳定因素排查日”制度，乡镇甚至村都要制度化地排查不稳定因素；有的专门召开不稳定因素排摸会，对不稳定因素排查摸底。同时，稳定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在稳定的问题上宁左勿右。一到重要的日子，就如临大敌，严防死守。网络上的言论控制更是蛮横而随意，一些著名的论坛被迫关闭。还有的地方要求，“把不稳定因素排查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中统一考核，群防群治”。这样，把社会中一般的矛盾和问题与治安联系起来，就为用国家暴力手段对付不稳定因素打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僵硬的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甚至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来自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可能会带来种种问题。比如，为了稳定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