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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被组织起来，在街上游行，一路吹吹打打，造成交通拥堵。

一支支持独立的游行队伍刚巧从我们办公室下面走过。

人行道两旁各有一个孩子。

他们与马路中间的那个孩子一起举着一条写着口号的横幅，有整个街面那么宽。

横幅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跟在他们后面的唱歌的人群。

在街道两旁一排排房子里，大人们倚在高高的窗户上俯视下面，仿佛在看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孩子发动的政变。

孩子们唱着1869年“反对者”写的一首歌：你要交出父辈争得的权利？不！权利要让子孙继续。

不要为了眼前的小利，让人说我们出卖自己。

他们还用《一位母亲爱的祝福》的曲调唱一首名为《1948年英雄》的歌：我们的头顶天空明朗，我们的纸厂机器轰响，拉布拉多那儿有铁矿，多得足够你用上天堂。

美国人会要我们的鱼，我们的长夜已经过去。

纽芬兰千万不要投降，拉布拉多也不要绝望。

一场殃及全国的怨恨战由此拉开帷幕。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陈年宿怨都在这时以武断的方式得以清算。

表面上我们的赌注是国家前途，其实真正问题是谁可以一直宣称自己获赢。

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胜者觉得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在这场比赛中，你若失败，这将是你一生的奇耻大辱。

你若赢了，将永远为此得意洋洋。

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孩子、教会、工会都在划清界限。

他们肯定会和你说标准是其他什么的。

其实，划线标准不是宗教，也不是不同的政治观点。

第二次投票到处弥漫着一种过时而无序的狂欢气氛，仿佛到了四月斋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或是进入了一场不戴面具的化装狂欢。

在这种场合中，在授予豁免和特赦的保护下，没有什么不能做。

更没一个人想到等豁免撤消，问题解决的时候，将来的事会怎样。

这个时候，争斗看上去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内部其实已经有了结果。

想告诉别人那时的情况真不容易。

因为在那个时刻，没人知道，另一方会怎样看待胜利。

也没人知道，获胜差距是多少才合适。

投票前的最后几个夏夜，我得拉低帽檐，竖起衣领，穿上从来不穿的衣服，带上保镖，口袋里揣好左轮手枪才会出门。

当时，每家每户都敞开大门，让冷风吹进家里，所以争论声音混成一片，乏味地飘在早已喧嚣的街上。

我们所经过的每个酒吧无一例外都淹没在骚乱中。

等到酒吧打烊，那些酒吧门口闲荡的人散了之后，我们开始散步。

街上只有我们三个，整个城市安静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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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的父亲（2）

我是支持加入联邦的领袖，我父母却支持独立。

所以，斯莫尔伍德屋檐下的一场流血冲突将不可避免，何况这样的事眼下正风靡全国。

第二次全民公投前几天，一个星期天的晚餐上，冲突爆发了。

最近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家里，父亲总是不在家。

但这天我却有预兆，感觉他会在家。

我看见放在门廊角落里他的“挣饭棍”，于是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事。

也是因为有可能有一场风暴，我把克拉拉和孩子们都留在家里。

当时在家的还有我兄弟戴维。

我们聊了几句话，打发吃饭的时光。

接着，父亲便走到俯瞰城区的平台上去了。

我们可以从起居室的窗户看见他。

这天天气很暖和。

两边平台上的门都开着，微风可以吹进屋。

我看见我的保镖站在朝海的平台上抽烟。

母亲乞求似的看着我，要我千万克制住自己。

父亲抬起手臂，仿佛要给群众演讲。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他在平台上滔滔不绝了。

好多次，趁他出去时我才回家一趟。

我已然决定，永远不再做一个非自愿观众。

“古老的失土啊！”他咆哮道，声音响得足以在100码开外压倒海恩斯。

我母亲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