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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即其所称的“拨霞供”，谈到他游五夷山，访师道，在雪地里得一兔子，无厨师烹制。“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浸油）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半吊子），候汤响一杯后（等汤开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涮）熟，啖（吃）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各人随意沾食）。”从吃法上看，它类似现在的“涮兔肉火锅”。

直到明清，火锅才真正兴盛起来，清烹饪理论家袁枚《随园食单》中已有记载。当时除民间食用火锅外，从规模、设备、场面来看，以清皇室的宫廷火锅为最气派。清帝王的冬季食单上写有：野味火锅、羊肉火锅、生肉火锅、菊花火锅等。锅具形式已有双环方形火锅、蛋丸鱼圆火锅、分隔圆形火锅等。清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其盛况可谓中国火锅之最，详情《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有载。1796年，清嘉庆皇帝登基时，曾摆“千叟宴”，所用火锅达1550个，其规模堪称登峰造极，令人惊叹！

重庆火锅出现较晚，大约是在清代道光年间，重庆的筵席上才开始有了火锅。四川作家李颉人在其所著的《风土什志》中说，四川火锅发源于重庆。他写道：“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则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担子的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炉一具，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卖劳力的朋友，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各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

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将它高尚化了，从担头移到桌上，泥炉依然，只是将分格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人的口味。

另外有一种说法，说四川火锅起源于川南江城泸州，且有证据：重庆火锅较集中的地方是小米滩，据说以前长江边上的船工跑船常宿于小米滩，停船即升火做饭驱寒，炊具仅一瓦罐，罐中盛汤，加入各种菜，又添以海椒、花椒祛湿，船工吃后，美不可言。这食欲便沿袭下来，传至重庆扎根，并渐丰富，成为川人特有的美食。

四川人喜食麻辣，口味很重，本不易为外地人所能接受。然而奇怪的是，近几年，人们对辣椒的热情普遍上涨，辣椒的地位扶摇直上，红遍全国。借此东风，重庆火锅得以大行其道。不知其中原因何在，气候使然，还是身体机制使然？不过辣椒作为火锅调味品，确有去腥解腻，压抑异味，增加火锅汤卤香味和提色的种种好处。除辣椒、火锅调味原料还包括花椒、郫县豆瓣、豆豉、醪糟、胡椒、黄酒、鸡精、泡辣椒、姜、蒜、冰糖等，可以看出其中辛辣之物占很大比重。按锅底论，则可分为全红油、鸳鸯、滋补、酸菜鱼等种类。其中鸳鸯火锅系为以传统毛肚火锅的红汤卤和宴席菊花火锅的清汤卤为基础，两者合并的新创火锅，它的锅灶设计别致，像一个太极图形，给火锅增添了不少文化韵味和饮食情趣；而两种汤卤又可满足食客不同的口味，所以近年来大受欢迎。

外地人颇以能食重庆火锅而自豪，仿佛能吃辣也是一种本领。这大概是人类好勇逞强的天性使然，国外不是还有吃辣椒比赛吗？可是同样是重庆火锅，外地的繁衍品决不如本宗辣得够劲。出于经营上的考虑，许多火锅店在外地开设分店一般都迎合当地人的口味，火辣程度大大降低，甚至连名称都改了。比如在广东被叫做“火窝”或者“打边炉”，毫无雄壮之气。所以能不能吃辣还得到重庆去检验。

重庆人对火锅的喜爱程度简直就是热恋，一心一意不能自拔。遇到不开心的事，吃火锅来抚慰；生病了，吃吃火锅，吃得大汗淋漓，百病皆消。火锅让重庆人热血沸腾、豪气冲天，在火炉前化干戈为玉帛，同仇敌忾。重庆人讲义气想必是由于火锅的原因。这种火热的气氛恐怕外地人很难适应——吃一口说不定辣得掉眼泪，坐一会儿好像蒸桑拿。

重庆火锅确实并非人人消受得起，一些有慢性病的病人尤其要慎用。火锅汤中含有很多钠离子、钾离子，对肾脏病、高血压患者无益；调味料沙茶酱、辣椒酱对胃肠刺激大，胃肠病患者忌用。身体健康者食用时也要注意肉类和蔬菜的合理搭配，吃完后还应补充一些水果。

抗战时期一些曾在重庆居住后移居到台湾的同胞，在离开重庆数十年后，仍然忘不了重庆的火锅。他们多次在台湾的报刊上发表怀念川味火锅的专文。有的称当年由怕麻竦到习惯麻辣，再到喜欢麻辣是川味火锅入门的“三部曲”。有的人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