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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大家在高家看电视。无意中,方成竟与高老师交谈起来,先是说起了电视剧,自然说起时下流行的港台剧和内陆剧。
“很多人爱看港台剧的,特别是有些学生。”
“是的,比较来说,香港剧比较的生活化,大家爱看;大陆剧比较严肃些,不过爱历史的人还是喜欢看的。”高潜分析道。
“香港剧比较注重人情的刻画,不过很多雷同的;大陆剧比较有历史厚重感,比较尊重历史;台湾的比较阴柔,阳刚方面稍微欠缺一些。”方成也说出自己的看法。
后来又谈起了中国文学。方成在学校时读过一些名著,相比中外的著作,国外的现实感强些,更接近生活;国内的总是过于理想化,离生活更远些,尤其是主人公总嫌太完美化了。
高老师就说:“那是立场不同。比如说《荡寇志》与《水浒传》,《荡寇志》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所以称农民起义军是寇。但《水浒传》是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表达的主题是官逼民反,立场不同而已。”
听得方成不住点头,但方成心里却想起另一个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文学都是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文学是否有自己的自由空间呢?只是方成又觉得在此何必讨论如此严肃的问题,强论也无味,于是并不说及,却是谈到了读书生活。
高潜自我介绍道:“我那时候常去图书馆,别人要找我,只有在图书馆一定可找到。在图书馆,各种各样的书我都读过。书读多了明白一点,其实人与牲畜是一样的,只不过人有廉耻,畜牲没有廉耻。如果人没有廉耻了,那人就是牲畜了。”方成也曾经认为“动物的可爱在它有人性,人的可恶在于他没有人性”。听得高老师如此说,他不禁会意地笑起来,高潜也孩子般笑了。
说起当官的,他竟猛然一摆手:“当官的不是好东西,很讨厌。”说时是孩子般的语气,旋即却又非常严肃。至于为什么讨厌,他也没有说了。方成也不好再问,只暗中猜测他也许吃过当官的亏,或者是讨厌官场习气吧,周围凡是秉性率直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的。
高潜勤劳,课余时候他常在地里劳动。方成闲着没事,便到路边去溜跶,便看到高潜正在挖地。方成禁不住想起了他父亲劳动时的情景,便大声喊道:“高老师,你真是勤劳啊!”高潜笑呵呵地说:“没法子,是农民的儿子嘛!”边说边爽朗地笑了起来。在方成看来高老师好自在,无拘无束的他,有时竟像年轻人一样哼着小曲儿从方成的门前走过。
方成房前有小片房檐遮着的,底下滴不到雨水。高老师充分利用空间,把些柴薪放在了这里。这天又见高潜抱了柴薪走过来,恰好方成与吴常在闲聊。
“高老师,儿子都参加工作了,该享享福了。何必还做这些事啊?”吴常笑道。
“唉,儿子有儿子的福,自己也有自己的日子。老吴,这个你不懂。”
“我不懂。”老吴却是很不正经笑道。
原来高潜的儿子在始庆当法医,他不愿儿子去抓犯人。吴常一听,竟咬着那烟屁股笑嘻嘻地说:“高老师,你应该替国家作想啊。”高潜感叹一声,看着吴常,没有说话,只管继续放柴薪。吴常自觉无趣便走开了。这时高潜对方成说:“天下哪个父母不希望子女好啊!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听了这句父辈的感慨,方成心中不由一颤:自己的父母何曾不是与高老师一样的心思呢!于是,便说:“做父母的总是那样想的。”
方成却想请教高潜备课的问题,便赶忙冲进房里去取了备课本来给高老师看。高潜放下手中的柴块,接过方成的备课本翻开了看起来,说道:“就这样很好啊!很好的!”不想他又轻轻地叹道:“你不用那样认真的,这是普九学校。”停一停,也许他不想冷了方成的心,于是又说:“你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很好的。”可方成还是听出来了:这是乡村学校就是不用那么认真的。于是他只好无奈笑了笑作罢。
记得是听老许说的,高老师先在小学,由于镇里师资不够,调他上了初中。但后来,中学来了外省大学生,又把他退回了小学,并且捏造了他四大罪状。一是摆老资格;二是不服领导;三是爱有意见;四是喜管闲事。然而中学师资不够,最终需要他,于是又上中学了。现在教育办那个态度傲慢的主任是高潜的同学。据说在学校考试时还抄高潜的答案,可如今别人做主任了,也就不念旧情了。
老吴曾说,这里的人际关系紧张,但方成却不曾觉得。不过,当地人多与当地人来往,外地人多与外地人来往。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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