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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来加以评价的。

不过，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变化和进步，在新的形势之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面临着许多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应开展系统的断代研究和更多的专题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线索清晰、体系完整的学科；在各项研究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中外交往范围博大、影响深远的特点，既不放弃地、里、人、物的考证校释，也要加强对宏观规律的揭示，还需顾及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出切合实际的作用，等等。

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来，汉代是中国广泛地开展对外交往最早的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时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于时代久远，材料匮乏，困难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或者是依附于其他主题（如通史、贸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衬或补充，或者是偏重于对某些侧面甚至具体事物的探微。陈竺同、安作璋等专家虽有专门著作出版，在这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有些地方仍觉有重新检讨和继续扩展的必要。笔者选取汉代中西关系这个旧题加以新作，正是出于上述的种种考虑。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丰富成果这个有利条件，同时也结合了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试图对汉代中西关系的概貌及其历史经验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本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在旷远的亚欧大陆上（包括与西亚毗邻的非洲东北角），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古代文明。但多年来，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古代文明，被认为是互不相干地发生、发展着，尤其是分处于大陆东西两端的古代希腊、罗马和秦汉时期的中国，似乎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之中，它们各自的光和热未能传播到对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欧洲的意大利、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北印度，还是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都发生了较大的社会动荡。回顾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军团对北方蛮族的洗劫和镇压，帕西亚（Parthia）骑兵的东征和西进，中亚希腊人王国的崩溃及月氏部落的南迁称雄，匈奴与汉朝的连年交战。正是在战争的缝隙之中，在中亚、西亚到东欧之间，出现了颇具规模的陆路交通和国际贸易，从中国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进入初创阶段。

此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战争、动荡，究竟与中西国际交流贸易以及沿途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进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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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4）

正当中西交通进入连续性发展阶段时，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主要的古典文明体系，开始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发生交流和互相影响，而这种文明交流最活跃、最深刻的地区，却基本上集中于中国西北部，即西汉时所称之的“西域”。这一情况表明，研究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阐发这一时期各种文明传播与交流的特点和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多种文化的汇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是有重要实际意义的。

研究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不可不提到“丝绸之路”。法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保罗·佩迪什说：“在对中亚的认识方面，商队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2世纪起，就存在一条丝绸之路，它取道塔里木盆地，即中国的土耳奇斯坦和阿富汗的通道。”的确，欧洲对于东方的了解，最先来自印度和中亚，而这种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附于形形色色的商队。这位学者接着指出，罗马“顽强无畏的商队穿越辽阔的亚洲大陆，从叙利亚一直到达中国，以便从中国带回丝织品”［17］。在这里，保罗·佩迪什以自己独特的观点勾勒了“丝路”早期的概貌。对于“丝路”的形态特征，在中外众多的研究论著中已有大量的揭示，但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复杂问题，还有许多更加重要的内容有待开展深入的探讨，因为在自然形态的表象后面，这条古代洲际通道是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因素联系起来的，如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生产为贸易活动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促成了国际交通的开展；商路的开拓和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的反馈，又促进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进步；不同的国家或部族对国际贸易权的控制与争夺，则又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反过来破坏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等等。

古代的情形往往与现代有惊人的相似，汉代中西交往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