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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正像克鲁格曼在书中描写的情况那样：“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场，却没有顾客。如果某几种商品供大于求，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过去以后，整个世界的主流经济学都在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克鲁格曼认为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对付衰退和通货紧缩。他援用“国会山保姆公司危机”的浅显例子，说明经济衰退的原因和应对的策略。在美国国会工作的150对年轻夫妇，为了更好地调整在家看孩子和出门休假这对矛盾，就组织起互助的“国会山保姆公司”。公司印制了一些临时票券，每做一小时保姆工作，可以得到一张票券；每请人看管孩子一小时，就付出一张票券。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没想到却出问题了。公司印制的票券是有一定数量的，因此当有人试图为将来的旅行积攒更多的票券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储蓄的票券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每对夫妇都要积蓄足够的票券，以方便自己外出时可以利用。到一定时间，流通中的票券就不够了，少到无法满足会员需求的程度了。于是，保姆公司的活动进入了衰退。公司解决问题的手段很简单，再多印些票券，让员工们感到票券供应充足，于是又开始舍得花费这些票券了。保姆公司重新良好地运转起来。由于保姆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印票券，就开始想法控制它们的流通。既然票券是保证员工在未来得到服务的权利，那么他就要为这个期权付一定的税。公司的做法是：当很容易找到保姆，但很难找到照顾孩子的机会，就降低票券的税率，鼓励会员增加外出，增加照顾孩子的机会；相反，如果难以找到保姆，就可以提高票券的税率，让会员减少外出。

让我们从故事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国会山保姆公司就是一个缩小的经济体，票券印刷者就是中央银行，票券就是流通中的钞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是缺少“有效需求”：太少的人消费实际的产出（照顾孩子的时间），因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想积蓄现金（保姆票券）。针对此种情况，只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中央银行多印钞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认为要遏制经济衰退，就必须制造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克鲁格曼强调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对经济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衰退中的经济；通过提高利率使经济降温。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因此，克鲁格曼反对布什政府目前推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

无庸讳言，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孰是孰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并因此两次成功预测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是不容置疑的。“与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无畏勇气”，克鲁格曼尊重事实，不畏教条，挑战传统学说，并结合实际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理论的勇气和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结尾，克鲁格曼告诫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举一反三，联系我们自己今天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如何顺利渡过这场“世纪性灾难”，克鲁格曼那里或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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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

我相信2008年的“两会”，有两件事将有可能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一便是政协会员、内地女富豪张茵“为富人降税”的建言被许多人诟病；另一则是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成为明星。

张茵女士的建言（议案）有三项内容：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