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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

国使馆的人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

惊。可你现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

使某个人陷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

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

撤谎。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

为，以至我仍在审讯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争一场或骂一顿（我

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

谎言：“我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

他相反的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

某个可怜的编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

始说他们删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

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

样。”他笑起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

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

都吃了苦头。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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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

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

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

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

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

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