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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些国家的储蓄超过了本国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超过了支出），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投资则超过储蓄。例如，从1997年到2001年，日本的平均总储蓄率为29。8％，而总投资率为27。5％。与之相似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达到36。9％，而总投资率只有33。9％。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只有17。9％，而投资率为2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为13。9％，投资率为17。6％。最后，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7。5％，投资率为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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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7）

国际金融中介体系一直在把储蓄过剩的国家的资金转移到储蓄不足的国家，只有当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盈余和赤字的不平衡分布才会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净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美国在目前作为最后的资本进口国对于稳定世界宏观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资本输入上都处于很好的位置，因为它们有着相对可靠的金融体系，并且能用自己的货币借款。但长远地看，我们必须考虑两个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第一，资本过剩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开拓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稳和安全的投资渠道；第二，它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国民随着收入增长更多地开支，措施包括改革国内的金融体系。当然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亚洲人）就喜欢今天多留一些储蓄，那么别的人就该鼓励多花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遭到剥削所引发的担心

我们可以说服许多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进口制造品，并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大量工作岗位的丢失。但批评者们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包括许多儿童。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答案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即使实际情况如此，也不见得就无法容忍。

愤世嫉俗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发达国家有那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关心起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受剥削的情况了？是不是因为他们开始感受到来自对方的竞争？的确有这种可能。迈克·摩尔的前演讲撰稿人菲利普·勒格兰在一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杰作中报道了一位资深的美国工会领袖和他之间的私人讨论，〃我们并不是评论第三世界的工人怎么样，我们只想保护自己的会员的利益〃，１４这是个诚实的好榜样。但仅仅是利益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的激进人士以为西方的跨国公司在随意剥削第三世界的工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发现自己购买的很多物品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生产的，而那些人的工资水平之低令他们瞠目结舌。这使得很多人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们进行了非常简单的推理，然后得到了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结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本来就非常艰苦地生活，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和这样低廉的工资，而并不是因为掠夺性的工作才使发展中国家的人遭受了苦难。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谈到，中国在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已经让很多人摆脱了赤贫，减贫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丝毫不意味着剥削。还有，数千万离开中国农村到沿海的工厂务工的人（其中很多还是女性）并不是被其他东西强迫，而是因为家乡的贫困。尽管他们的打工收入在富足的西方人看来非常微薄，但相比较来说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这对女性来说或许尤其重要，由于能自己获得收入，她们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的地位可以得到改变。一位见多识广的孟加拉国的分析人士就曾指出，〃女性的收入给她们带来了社会地位和谈判筹码，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平均的结婚年龄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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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8）

有头脑的批评者或许都能接受这些意见，但他们还会指出，由于缺乏有力的劳工权益保护，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劳动成果可能被人剥夺。而工会可以限制雇主滥用自己对工人的优势谈判地位、保护个人免受恐吓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保证基本的安全和健康标准。这些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就此认为欧洲人过分热衷的奉行积极干预主义的工会和工人权利就一定适用于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