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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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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上述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中的错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创新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