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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有的要求政府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有的站在窗外的同学也把头伸进来大声疾呼。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昂，热情之高涨，为几年来所未见，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闷气氛。这次晚会成为联大爱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起点。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几位教授，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自己的战斗旗帜，从此不断地参加爱国*运动的群众*，可以说是无役不预。吴晗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更是参加了我们每一次示威*，成为和学生一起战斗最多、同学最信赖的老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2）

吴晗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公开活动，他和昆明地下党和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也有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商讨运动中的问题。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同志以及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等老同志有联系，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后又参加了*同盟。在联大校内，同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后与袁永熙有联系，和“民青”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当时“民青”有两个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洪季凯（后改名洪德铭）；第二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许寿谔（后改名许师谦）和我。我们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在联大读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就是吴晗先生。由于同吴晗先生在政治活动中接触较多，他知道我既在联大上课，又在中学教书，还有些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做，时间很不充裕，所以对我很宽容，给予很多照顾。毕业以后，我受地下党派遣，去滇南*农村办小学，做群众工作，所以没有参加“一二？一”运动，直到死难四烈士出殡前才回到昆明，先后在天祥中学和云大附中教书，做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作。这期间，和吴晗先生仍时有过从。下乡前和回昆后都曾去看望过他和闻一多先生。他们两家人住在同一院内的斜对门，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吴先生家的墙上挂着闻先生用篆体字给吴先生写的条幅，上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上款是“辰伯兄补壁”，下款署“一多”，生动地反映了两人的亲密关系。那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特务们的大字报，称吴晗先生为“吴晗诺夫”，称闻一多先生为“闻一多夫”，暗示他们是拿苏联卢布的红色分子，阴谋以此给加害他们制造借口。后来闻先生终于惨遭杀害，吴晗先生因为离昆较早才幸免于难。

联大于1946年“五四”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联大师生分批北返。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同我谈话说东北解放了，我是东北人，要我回东北工作。于是我同联大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一起，于7月11日离开昆明。途经上海时，我去吴晗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吴先生，他听说我要去东北，又知道我申请读清华研究生已获批准（联大有规定，四个学年各门课程的分数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闫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他介绍我去找了闫宝航先生，闫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见到了吴晗先生，他非常高兴地领我到北京饭店他的住处，在那里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又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兴。1950年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