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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遗臭万年。

写于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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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1）

吴晗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四年，师生之谊最深的就是吴晗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课业研修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动方面。今年是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中被*致死40周年。缅怀吴先生，不由得想起亲聆吴先生教诲和与吴先生接触交往的一些往事。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他在西南联大不仅讲授专史，还讲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我在1941年下学期入校读一年级的时候上的中国通史课就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不仅向我们传授历史知识，还常常在讲课中联系现实，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在联大发生倒孔运动前的一堂课。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当时，包括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都无法及时撤离；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抢运他的私人财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运回重庆。重庆《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论《拥护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之事，舆论大哗，吴晗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给大一学生讲的中国通史课上尖锐地抨击此事，说中国古代有“蟋蟀相公”，现在又有“飞狗院长”，把孔祥熙和南宋的贾似道、南明的马士英这两个奸臣联系起来，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慨。1942年1月6日，联大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首先行动起来，发起示威*。他们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后，二、三、四年级的同学也参加进来，上千人一起走上街头。后来，住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同学也前来汇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的同学加入，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了三四个小时。*后，全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停课，联大、云大学生自治会都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讨孔祥熙。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和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响应。这就是当时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的“倒孔运动”。吴晗先生对这次运动的发动是投了一把火的。

吴先生进一步公开和同学走到一起的标志，是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昆明虽然好一些，但也在这个阴影之下，倒孔运动活跃了一阵以后又归于沉寂。1944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继之湘北日军南侵岳阳，前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忧心如焚。在此之前，这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节”，以黄花岗起义的3月29日为青年节，也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那时，我正被同学选举担任联大历史学会主席，同室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在校时名为马千禾）找到我（在校时我名叫李晓），建议我们历史学会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举办一次时事晚会，并指名让我们请吴晗、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上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马的意见，我们提前几天贴出海报，宣告5月3日晚在联大最大的教室南区10号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欢迎同学参加。结果来的人出乎意外的踊跃，能容几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室外也站满了人，会议中途下大雨，听众也不肯离去。会议由我主持，请几位教授讲话。周炳琳、闻一多先生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张奚若先生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说“五四”是一场思想革命，它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以“五四”精神讲到当前青年的任务，提出要打破思想上文化上的束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束缚。因为有的教授在发言中说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先生又起来痛加批驳，并表示自己愿意“里应外合”和同学们一起来摧毁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学们也慷慨激昂地争相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