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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死弯的时候或许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余地,大军他们终于帮我想出了避过这场危机的方法。
培训班开班的前三天,我去政治处交了省级医院开具的关于自己患有烈性传染病、不适宜过集体生活的证明。主任接过证明,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说:“身体有病怎么不早说,万一传染给其他同志怎么办?”“最近才得的,否则早就不和大伙一起吃饭了。”我不好意思地抓抓脑袋,毕竟这样在领导面前当场扯谎自己也是头一次,只好信口胡诌。主任无可奈何地笑笑,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等我向政委请示一下,再逐级向政治部报吧。按说像你这样的病是不应该去培训班的。”
我连声称谢,正要退出主任办公室。主任突然叫住我说:“你小子以后办事过细点,证明连医院的公章都忘了盖。老这么马虎,要是真在案子上出了问题,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分离你了。”我感激地笑笑,一阵感动从心中掠过。
六月十日,培训班即将开班。市局要求所有被分离人员都于当日下午到警校报到。上午,黎科长对我说:“你这一个月就不要来上班了,否则某些闲人看你没去培训又得指指点点,你也得替领导找个台阶下啊。”
我点点头,然后问:“那我这个月去干吗?干脆您给我个案子让我办去得了。”
“你就好好去休你的长假吧,真有什么事会叫你的。最好到别的城市去转转,经费到时候我给你解决一点。”科长看来是存心打发我走了。我也不想再给领导添麻烦,回办公室收拾好东西就和大家告辞了。
走出市局大门时,天空飘起了细雨,灰色的大楼在雨中显得格外肃穆。负责警卫的武警战士正在办理交接。我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警察大楼,暗自安慰自己:“我还是一名警察,只是现实强迫我离开自己岗位一段时间而已。”
中午,大胖打电话约我下午两点在市警校门口与大家会合,说好是给即将去下岗分离培训班受训的阿理和大飞送行。我心中一沉,原来大飞也被踢进培训班了。转念一想,以大飞那嫉恶如仇的刚烈性子,不分离他反而怪了。
大家按照约定时间纷纷到齐。当年雄心壮志的八兄弟居然一次被分离了三个,我们都觉得有些灰溜溜的。阿理穿着一身洗得非常干净的制服,半开玩笑地对大胖说:“这可能是咱这辈子最后一次穿制服了,虽然不大光彩,起码也……”大胖挥挥手让他别说下去,因为小胖和早早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眼眶都已经湿润了。
我问大飞怎么被捞进去了,大飞叹口气说:“捞进去是必然的,那里就我资格最浅。我本来想走人了事,可是最近才刚刚分到房子,我还等着把爸爸妈妈从农村接过来呢!怎么能为了赌口气就把人生中期奋斗目标给丢了呢?”
几个警校的学员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女生没好气地对一个男生说:“真奇怪,那些家伙不都是我们队伍里面的败类么,怎么还要给他们住的房间里安空调呢?他们也配啊!”男生点点头,对女生说:“是啊。那帮人脸皮可厚了,刚才还有个人冲我笑了一下,谁还当他们是战友啊。”
大家面面相觑,什么都不好说,互相无奈地笑笑。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无法预测、无法抗争、无法解释,只能笑笑。
大家把阿理和大飞送到警校门口,我和大胖帮他们拎着行李,早早、阿轩和小胖一一与阿理和大飞握手告别。那一瞬间,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那年七月大家意气风发穿着橄榄绿喊着震天的口号列队跑操的图景。那时候,我们深信坚定执著一往无前就一定可以实现理想,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坚定的微笑。
时光匆匆,大家依然在为当年心中那个关于未来的模糊梦想而默默打拼,都还在尽力做自己能做的,喜欢自己喜欢的,在生活中一样有悸动、有微笑、有信任、有拥抱、有无法兑现的承诺,即使恋人分手,朋友反目,即使自己信仰的事业在脑海中颠覆,我们也无法抑制对未来的向往,每个人的眸子里总会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希望。
参警两年,尽管各自际遇不同,所处部门不同,但是大胖的故事、二胖的故事、我的故事、早早的故事、大飞的故事、阿轩的故事、小胖的故事,似乎都有相似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以后会遇到更多难以预测和抗争的不如意,但我们还是坚信:绕过一些路,看过一些别样的风景,还是会回到一个美好的新起点。
刑法专家和游吟诗人
六月二十日,学校的期末考试结束了。我和安翔悠闲地步出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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