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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我对局长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邮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信系统。但每一项都运行流畅，我很难想出什么改进办法。我建议给电话房的两名职员加薪，他们要负责局长室电话的接进和接出，要对胡佛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进行记录，还要留意局长的预约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最后是展示科帮我渡过了难关，该科平时的工作是制作展览品和证据模型。展示科的专家为电话操作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操作台，可以让他们更为有效地组织和参与作业。这个精巧的装置像个新潮的航空售票处，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兴。

胡佛有时会将我推入高风险的官僚斗争旋涡之中，这种斗争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那些龃龉之事。有一桩特别的案子被遮盖起来。1969年3月14日，科罗拉多大学三十九岁的捷克裔俄罗斯史教授托马斯·里哈从家中失踪，而警方始终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踪却不能告诉地方政府，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秘密情报来源。但有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却向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吐露了情况，这人又转告给大学校长约瑟夫·斯麦里，斯麦里于是就做出声明，称里哈“活着且身体状况良好”。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要求中央情报局指证它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来源。但丹佛的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却拒绝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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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3）

第二桩令人恼火的事发生在国内情报处联络科，这里有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其他政府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其中一名叫萨姆·帕皮克的特工专司与中央情报局方面的联系工作。帕皮克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实际的工作联系，于是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关注的问题，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外国间谍。（这也是帕皮克的老板，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所关心的问题。）1970年，在帕皮克退休的时候，他给胡佛写了一封礼貌却不客气的信，催促他采取更多行动。胡佛怒不可遏，随后对我说他相信帕皮克的信是由中央情报局给起草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后果，胡佛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道：“我想撤掉联络科。它每年花掉我们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而别的机构从那里得到的甜头显然比我们还要多得多。让主管自己与其他机构联络好了。”

“让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们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白宫方面怎么办？您想继续直接和那儿联系么？”

胡佛略加考虑。“除了白宫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显然，局长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尽管这个已建成的系统运作良好。1972年，代理局长格雷重建了联络科，但规模要小一些。

联邦调查局监察员经常会被外派帮助解决调查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佛就经常派遣联邦调查局官员赶到重大案件现场。休·H。克莱格曾在1934年被派往中西部，直接指挥对威斯康辛州小波希米亚旅馆的搜捕行动。那里发生过一场枪战，致使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殉职，而约翰·迪林格、“娃娃脸”纳尔逊和其他匪徒却从现场全身以退。监察员艾尔·康纳利曾领着一队人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场枪战，干掉了臭名昭著的“巴克妈妈”和她的儿子。出于同样的考虑，胡佛曾将我派往堪萨斯市，去完成一件毫无胜算的任务。这是一个打击该市黑帮的异常棘手的案子，而我从中也获得了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后来在“水门事件”上与尼克松政府摊牌很有帮助。

我的任务是加快塞尔瓦托·尤金·帕尔马（堪萨斯市的一名恶名远扬的暴徒）黑社会谋杀案件的调查行动。在我担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帕尔马的许多事情。他是当地黑帮的优秀“战士”。他绝对依照吩咐行事，没有黑帮大佬的首肯，决不会自作主张。他的首次落网是在1949年12月22日。他以盗窃从犯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但很快就得以假释出狱。此后，他曾二十次在不同的场合因盗窃或抢劫而被逮捕，却没有一次受到指控。

帕尔马也试图金盆洗手，经营过几次正经生意。他有段时间是帕提欧烤饼店的股东，这家餐馆于1965年1月1日毁于一场大火。调查人员怀疑是故意纵火，但未找到证据。他曾是国民寄售公司的合伙老板，这个公司却在1964年1月份破产。他还与1964年烧毁的一家女子内衣经销店有关。这家伙是真的不幸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