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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化名姐妹去上海学表演，江青也来讲过课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维世让我考鲁艺，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