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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名字中间的字儿，加上其在家中的身份，如说女儿任纬坤“纬女”、说女婿孙炳文（字浚明）“浚甥”、说外孙孙宁世（孙泱）“宁外孙”、说过继孙子任济世“济孙”等。只是给我的信里唤过我“平坤我儿”。

父亲在开封做事时，把我接在开封上学。母亲也住过去了。那之前父亲在多封信里催促母亲前往开封，如：“梦吉我妻如面。顷发一函，嘱将家事安置妥当，即携平女来省。”“吾妻本月底能早赴省才好。”“现已存中国银行专备吾妻来省费用。”“吾意县中居住，总多危险，不如来省较为安全……可请伯英送至颖州，由彼处搭小火轮至蚌埠，再由蚌埠搭火车到徐州，换陇海车，即至开封。”

三姐家和大姐家曾在开封居住。父亲被聘为河南通志馆协修后，在开封工作，但没买房子，住过三姐家、大姐家，也在万寿街租过一个小旁院。父亲在给母亲一封信中提到：“与馥女、载女等商量，目下正值运兵打仗时候，火车既不易搭坐，只好暂缓来省。”二姐也曾长时间在开封，她的儿子济世、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维世，也在那儿念过书。那时候其乐融融的。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十几岁时，听说父亲在外面包了一个女人——就是现在说的包二奶那种。那个时候，男尊女卑，社会和家庭对男人的这种做法是接受的。母亲对此却不高兴。

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的传统家长（3）

母亲不是老张罗着给父亲纳妾吗？为什么会不高兴？原来，母亲对那个女人有所了解。早在1928年旧历一月一日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这个人：“前娶黄妾，早经遣去。”母亲给父亲纳妾，总要认真挑选品性。这个黄妾不是母亲给娶的，是父亲写那信之前一年多，在外面纳的，还带着一儿一女。父亲自己记载，是1926年。那年我六岁。没多久，父亲自己就把她休弃了。过了好几年，又来找父亲包养她，母亲就不高兴了。

这个黄，是个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她的儿子叫常喜，比我大。她的女儿叫好妞，比我小两岁。我见过他们俩。俩孩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还在不在，我不知道。可能是黄愿意的，父亲也觉得这俩孩子不错，就同意他们都改姓了任。因此就养着他们了。没几年后，听我父亲说，常喜年轻轻的就死了，黄哭得很伤心。

父亲因为没有儿子，还把我二姐任锐的次子孙济世正式过继膝下，改孙姓为任姓，叫了任济世，填为父亲的嫡孙。父亲写的所有信里，凡提到济世，都是说“济孙”。父亲还曾自己带着几岁的小济世在外做事，他有封信中说：“济孙十分顽皮。局中人杂，今跟我去，恐怕要越学越坏……他近来并不怕我。每当他多嘴多手时，我恨极无法，喝他爬出去，他便伸手作爬形，座客无不大笑。”济世婚后回新蔡居住，父亲也是按嫡孙规格，让他们住在正房。直到快建国了，济世才改回孙姓。

给父亲娶的妾，比如赵，父母亲说“赵妾”，我们说“婶”。休了之后，父母书面改说“赵氏”，口语仍习说“赵妾”，我们则可以不论尊卑，随父母习惯，日常也说“赵妾”了。这位黄，已不是妾，是外人，父母没要求我们姐妹怎么称呼她，我们跟父母亲一起议论时，依口语习惯，都说“黄妾”，不说“婶”。因为不是家里人，不用论尊卑。父亲在这方面很严谨，内外有别。

在1933年7月31日使用“河南通志馆公用笺”写给母亲的信里，父亲讲一个叫尚英的人时说到黄：“尚英患烟痢多日。我三千五千，不断的接济他。我赴潢川后，他常到黄氏处要钱，有时并躺在院中过夜不走。黄也接济他数次。前天来寻我，替他找地方住。我也没给他找着。看他那病势，已经是十分危险。哪知他于那天晚十钟时，竟带被子挪往黄氏大门下，住了一夜。昨日天明，常喜即来找我，说尚英已昏迷不能说话……”那时期的另一封信里，父亲告知母亲当月开销情况：“……我与侠生的伙食及零用花了一二十元，给黄氏二十余元。”父亲跟他休赵妾后称之“赵氏”、“赵”一样，在信里称“黄氏”、“黄”，跟家中日常口语说“赵妾”、“黄妾”是不一样的。

父亲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管教我们很严，要求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做，不能贪图享受。那时在开封，大姐家雇着厨子和仆人，父亲却从没雇过人，都是母亲管家，买菜做饭。母亲回新蔡时，姐姐就管家。二姐管家时，我们住的那条街有商业，生活很方便，还可以叫菜送到家来。我和维世无忧无虑，整天蹦蹦跳跳的。二姐有时候让我上街去买饭，我不愿意跟商贩打交道，不去。二姐就教育我说，不能有小姐脾气，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