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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y 的最高学历就是在美国上了两年高中。到香港来后本来养父还说送她去英语学校,结果学校还没选好就输光了家产,又不愿意送她去GCD 提供经费的那种低学费“亲中”学校,没有中五结业文凭也没法考大学,于是就只好不读了,呆在家里帮着经营文具店。养父连遭两次大打击,其实人已经废了,整日酗酒,不睡觉的时候就没几个小时是清醒的。
对于当时还没满20岁的Christy 来讲,生活的波折和艰辛可想而知。文具这种生意如果没有固定大客,光靠零售的话很难维持,于是又只好穿上廉价套装,背个装满样品的大包去油尖旺四处扫楼。她一直只能勉强听懂广东话,但是不太会说,一开口就是软绵绵的台湾国语腔,走到哪里都遭人白眼。还曾经创下过1小时内在旺角被阿sir 查3 次身份证的纪录,后来就养成了随时把护照(她一直拿的美国护照)带在身上的习惯,10几年都没变过。在勉强有了点固定客户后,经常为了500 港币(按收入水平算大约相当于大陆现在的80块钱)的生意就地铁巴士倒上半天去送货,还得计算一下怎么走更省钱
进入90年代后生意慢慢好了起来,Christy 把铺子关掉,和养父搬回了福建人聚居的北角,开始专做公司客户的生意。穿的也稍微好了点,至少不全是旺角的地摊货了,现在的客户都在中环遮天蔽日的高档写字楼里,穿的差了连楼都上不去。她给我提起过很多次进第一个高档写字楼置地广场时的情景“整个电梯里的办公室女郎,不管谁的衣服都至少比我身上的贵10倍,我只好埋头看自己的脚”这对一个刚20出头的女孩子来讲,可以想象有多么艰辛和窘迫。
后来一次偶然机会,她去给一个美银中心的老客户送货,去了才知道那家皮包公司已经搬走,上次的款都还没结,一下傻掉。但是她马上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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