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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摇地动。趁乱，王佐、陆文龙和老妇人收拾停当，一同逃出金营，直奔宋军而去。

岳飞根据敌军的“铁浮陀”和“拐子马”必然随后杀来，令刀斧手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的路旁，设下几道绳索防线，先砍马腿，再砍人。敌骑兵一来，岳飞首先破阵，岳家军手执长刀、长斧先砍杀马腿，一个个“铁浮陀”倒下了，“拐子马”跑不动了，杀得金兵大败而逃。金狼主见军队大乱，死伤人马无数，气得嗷嗷乱叫，一溜烟抱头鼠窜，狼狈逃回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王佐一条断臂，救回了宋军数万人的性命，还收回了少年英雄陆文龙。可是，战场上的胜利没有挽救南宋朝廷的失败命运。金国收买了奸臣秦桧，秦桧在宋王面前屡进馋言，诬陷岳飞，迫使宋王一连下12道金牌从前线召回岳飞，将其问罪下狱。“精忠报国”的岳飞临终前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词，这就是著名的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抗日战争中，我八路军指战员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广泛采用“因间”和“内间”战术，化敌为友，转危为安的战例不胜枚举。1938年，震惊中外的冀东大暴动之后，日寇对我革命军民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疯狂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无人区”。在滦东久被沦陷的国土上，伪乡、保、甲长制根深蒂固，据点、炮楼星罗棋布。特别是以秦皇岛为中心的日寇特务头目武田的谍报网深入到城镇和农村内地，使抗日军民毫无立足之地。一时“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为了打击日寇，摧毁伪政权，我冀东党组织派遣临、抚、昌联合县县长计明达率部潜入敌后，在武力难以征服和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对大量敌伪人员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拉出去、打进来，分化瓦解。他们秘密发展组织，广泛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逐步夺取伪政权，同时，适时地建立相应的抗日革命政权。1943年夏初，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解决了临、抚两县交界线上的西张庄和昌黎张各庄的伪军中队、北戴河伪警察署、抚榆公路上两个据点的伪军和伪镇长的统战工作。他们每到一地，都要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和教育，对敌伪分子“晓以民族大义，国际、国内大好形势和我党的政策”①，使之弃暗投明，悔过自新；转过来为我共产党、八路军所用。通过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许多伪军中队长均有带罪立功表示，他们说：“八路军是明着救中国，我虽然任伪职，有义务暗中帮助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八路军可以随便行动，也不让我们的队伍检查，就是老百姓从我们门前过也不检查，以免发生误会”。这就给我抗日军民的行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北戴河伪警察署长曹敬甫表示：“给你们送情报、购买禁运用品、决不伤害抗战人员，在可能的条件下为八路军效劳”。此后，他确实做了一些好事，收效虽然不大，却未出过问题。对少数民愤极大的铁杆汉奸，则坚决镇压，使民心大快。“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宝之一。在临抚昌境内，敌伪据点林立，特务组织密如蛛网，伪乡、保、甲制根深蒂固的严重情况下，我们完全用武力征服是困难的，在敌我力量的绝对悬殊下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在这一地区站住脚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首先要解决遍布广大村镇的伪组织人员问题……实践证明；按照党的指示和统战政策；坚决执行就是胜利。”②

五、用间篇（8）

1929年秋，红四方面军在福建省古田村召开了著名的红四方面军第九次党代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当时在党内比较流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提出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口号，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党和红军确定了一条伟大的原则：“党指挥枪”。临抚昌地区抗战斗争的成功经验：“按照党的指示和统战政策，坚决执行就是胜利”，再次说明“党指挥枪”是我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真理。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城内外的广大国土，无论是游击区、敌占区还是沦陷区，都成了抗日健儿叱咤风云的战场、敌人彻底灭亡的坟墓。李运昌、曾克林、计明达等率冀东军区八路军主力先机挺进东北，解放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塞锦州，建立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