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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