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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