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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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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大国的迷失(58)
黎元洪不胜懊悔,他决心不再让步。当段祺瑞提议即时对德国宣战时,他一口拒绝了。段祺瑞并不是一个轻易放弃主张的人,他几乎立即就通知各省督军晋京,这意味着他要用军人来干预中央政治了。
督军与清代的巡抚、元代的中书省,一脉相承,辛亥革命后的起义省份,成立军政府,一律用“都督”名称。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为了这个名字,你争我闹,最后改称“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土霸王、土皇帝,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无异。陈独秀在1918年为这些人下了一个定义:“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 用词虽然刻薄,但大体没错,督军与土匪的区别,只是一个领了合法经营牌照,一个是无牌经营而已。有了督军,中央陆军、参谋两部,都可以裁撤了,因为没有督军同意,它们连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4月25日,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吉林、直隶、山西、山东八省督军,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区的都统、安徽省长都来到了北京。黎元洪几乎每天都接到有关地方军阀到京的消息,他目瞪口呆了。这个庞大的“督军团”,使首都空气变得骤然紧张。
督军们不少在倒了台的旧王朝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除山西督军阎锡山曾留学日本之外,其余均足不出国门,他们出身于贩夫走卒、市井流氓、绿林好汉,和江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连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也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大老。他们深信,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让他们为所欲为。
4月29日,督军们在国务院开会,段祺瑞拿出一块白缎,上书“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大字,请督军们签名。这个场面可笑复可悲,督军们当真以为他们的签字会比法律更有效力。
伍廷芳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作为一名法学家,他马上果断地和军方分手了。他曾经试图阻止军人们的胡作非为,但没有用,他是对牛弹琴。
在一次督军团会议上,陆军部的高级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不赶走黎元洪是没有办法的了!”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大惊失色:“这是非常举动,本人不敢与闻。”文人比武官更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叫嚣的严重性,而且张国淦又是黎元洪的同乡。这种危险使张国淦和伍廷芳一齐递交了辞呈。
这时,狂热的督军们不合时宜地对粤籍财政总长陈锦涛发起攻击。据说一名商人曾向财政部行贿开办炼钢厂,被陈锦涛揭发。该商人反告陈利用职权令商人借垫私人股本,并威逼商人写字据证明总长并未受贿。
军人们借题发挥,把陈锦涛赶了下台。另一名西南派阁员交通总长许世英也因贿案被罢免。堂堂中华民国的内阁,罢的罢,辞的辞,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只剩下段祺瑞和海军、农商、司法三部总长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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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大国的迷失(59)
在外面等候消息的督军们,早已不耐烦,他们公然闯进去捣乱国务会议,总长们气得瞠目结舌。眼前的情景,有如戏班开锣,军官们粗鲁地坐到了会议桌上,用手拍着桌子,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形之下,总长们的最后武器只有沉默。
身为国家元首,段祺瑞对代议制度,实际上既不了解,也无好感。5月2日,他把未经内阁通过的对德宣战案送交国会讨论,并非尊重国会,而是他根本不相信国会敢跟他作对。
当天晚上,他和芮恩施晤谈,在谈到国会开会的事情时,段祺瑞傲慢地说:“如果国会顽固不化的话,我就把它解散。”
芮恩施大吃一惊,他提醒对方,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无视国会,肯定将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造成恶劣印象。
段祺瑞的回答十分简单明了:“日本人向我保证,如果我继续实行强硬政策,就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国会中,反对派的势力也在形成。大部分南方籍议员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在这些反对派议员中,不少人都在西方或者南洋生活过。
5月10日,国会爆发了相当激烈的辩论。段祺瑞在他的寓所里等候消息,芮恩施也在等候消息,日本公使林权助和德国公使欣策都在等候消息。但他们都没有料到,在国会外面竟出现一个戏剧性场面,使整个形势为之改观。
心急如焚的督军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候国会的辩论了,在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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