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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代表着南方的势力。

虽然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事实上是他能够置身于政治舞台中心的悲剧性原因之一：他刚好站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缝之间。

对南方抱有怀疑和厌恶心理的段祺瑞，从来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蔑视。以前袁正黎副，尚可勉强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死得那么快，竟让南方人空手捡个热煎堆，他们便寝馈难安了。段祺瑞希望弄出些事端来，好让总统尝尝和代表十几个省区的北洋集团抗衡的滋味。

黎元洪的性格，属于外柔内刚，在面对威胁的时侯，往往忍声吞气，有“黎菩萨”的外号。就是因为这样，北洋集团才暂时容纳了他。

终于有一天，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段祺瑞下决心把黎菩萨赶出总统府。他采取了一项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所引起一连串灾难性反应，一直持续到整个北洋集团覆灭为止。

1917年2月4日，美国公使芮恩施分别拜会了黎元洪和段祺瑞。他刚刚接到国内来的消息，美国政府已经和德皇政府绝交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中国“按照美国政府的建议赞同美国的行动”。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使也在马不停蹄地活动。尽管各自的用意不同，但美国和日本都很热心地要把中国拖进一场莫名其妙打了三年的欧洲战争中去。

黎元洪对此兴趣不大。他向芮恩施提出一大堆质疑：“当前战况如何？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如何？”黎元洪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中国一旦卷入这种国际争端之中，国内的政治均势就会打破，马上就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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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节：大国的迷失（57）

与总统相反，段祺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和芮恩施深入讨论了欧洲各强的军事形势，他最关心的是在战争中他将获得什么好处。“战争结束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芮恩施含糊地回答，“对德绝交，中国就可在战后议和的桌上取得独立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国家，甚至当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以后，它依然企图保持封闭自足的超脱立场，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变得非常尴尬，它既不可能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局外人，也没办法以一个自由政府的姿态独立地参加世界政治活动。

当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热情时，往往是国内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藉着参与国际事务，转移国内的视线，舒缓来自内部的压力。

在这一方面，日本更能理解中国政客的心理，段祺瑞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积极地为两国政府牵线，进行暗盘交易。

为了拉中国政府下水，日本已答应提供3000万日元的借款，作为参战和建军之用。但这笔钱是否真的用在对德战争上呢？西原龟三推心置腹地对段祺瑞说：“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与日本推诚合作，利用这五六年的时间整顿国政，充实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摆脱多年来欧美列强的压迫，日中两国同心合力确立东亚永久和平。”

段氏还未等翻译说完这段话，便站起来大声说：“明白了，我也深有此感，一定照此进行。”

这正是黎元洪所担心的事情。本来，参战与否，总统并不在乎，但如果北洋集团藉此扩充军力，最后用于国内的南北战争，那就后患无穷。

在内阁会议上，各部总长对向德提交抗议和绝交，一口赞成。段祺瑞和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到总统府报告内阁意见。黎元洪顾虑重重，他拒绝在绝交案上盖印。段祺瑞勃然大怒，连夜去了天津。这是官僚们用罢工的手段来压迫总统屈服。

黎元洪马上就屈服了。

4月10日，国会开会讨论对德绝交案，大多数议员都赞成中国参战，投票结果很顺利地通过了。

然而，一片反对之声从南方卷地而来。孙文猛烈抨击政府失策。代表南方利益的国会议员，也在各种场合指责政府行事过于草率。他们和总统一样，担心北洋集团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实力。

这股强大的震波，甚至一直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担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博士——　一位只有29岁的年轻外交官——正在争取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他遇到了意外的困难，国内纷纷谴责这笔贷款被北洋集团用于和国内反对派打仗。

顾维钧颇感郁闷，但他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