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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同时到来。

还没有人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提出明确解释，但是研究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推断，经济快速变化时期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国家的整体经济强劲增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时，我们会明白自己正处在约瑟夫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阶段。失败者会遭受无常的变化和由此造成的痛苦结局，这甚至令赢家备感不安。

新兴市场的紧张局势不仅仅体现在心理上。发展中国家同西方一样，其第一次“镀金时代”的主要情形是“资本和劳动力、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摩擦”，卡内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

2011年9月，我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一场世界银行专题研讨会，会上我瞥见了上述摩擦。印度最大的雇佣机构TeamLease公司首席执行官曼尼什萨巴哈瓦尔说，印度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增加正式经济（与黑市经济相对）中制造业的人数。令人惊奇的是，工资水平低的印度拥有的制造业工人仅占劳动力的12％，这一比例同美国相当。

作为中国制造业明星公司之一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其高级副总裁李柯积极参与了讨论。“我有了答案。”她告诉萨巴哈瓦尔。她说，比亚迪已满载厚望地开进了印度市场。“我们认为印度是比亚迪第二大制造基地的不二之选，”她解释道，比亚迪喜欢印度劳动力的高品质：“雇员十分优秀——他们工作卖力，天资聪颖，能力较强。”但问题关乎政治，“他们罢工然后索要金钱，谈判的进程很长，公司不得不停止生产一个月。”她强调，“相反，在中国，不存在罢工，如果工人要罢工，政府会介入并告诉工人，我会帮你，但你得回去工作。”

这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中国政府会不会用强硬的措施迫使那些抗议者回去工作？我暗示：罢工者会不会被送进监狱？

“不会，”李女士立即回答，“政府只是和他们友好地谈话，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会关心你。不要担心。但是你必须回去工作。”

李女士说，“最初，比亚迪计划将印度变为制造后院，然而印度的工会比中国的更为激进”，对此比亚迪只能退一步，放弃最初的计划“所以我们在印度有五六千名雇员。而我们原先计划会有更多人，大约要招五万多名雇员。”

印度同西方一样，将生产线迁至别处是应对爱闹事的工会的绝招。另外一招则是技术制胜。印度白手起家的最富女性企业家基兰玛兹穆德–肖对她的员工说：“如果你们加入工会，我就采用自动化技术，你们就都下岗了。”出人意料的是，她对《纽约客》杂志的一名记者讲了这段话，而该报道主要关注的是玛兹穆德–肖为改善印度最贫穷人民的生活所做的慈善贡献。最终，工人们没有听从，于是玛兹穆德–肖用自动化技术赶走了他们。

赢家：数据说明一切

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不论是像玛兹穆德–肖一样的印度企业家，还是像李柯一样的中国公司高管，或是像奥尼尔一样的西方金融家，这些站在世界财富顶端的人在这个“双生镀金时代”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在研究当今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的学者中，现年41岁的伊曼纽尔赛斯是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这位瘦瘦高高、一头卷发的法国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学，他于2009年获得经济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赛斯和他的同事——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皮凯蒂合作，记录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收入分布的变化曲线。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位于收入分布图前10％的人，他们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份额下降至约33％，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基本保持水平。之后，这一比例强劲攀升。到2006年，该比例为50％，甚至超越了1928年——“咆哮的20年代”的顶峰。

然而，赛斯和皮凯蒂发现，收入的最大变化不是发生在前10％的人和其他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前10％的内部。几乎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分布图的最顶端：2002年至2006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3/4的收入增长都流入了前1％富豪群体的口袋。社会差距不仅存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也存在于顶级富豪与一般富人（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伴相比，感觉自己不那么富有的人）之间。

第8节。

根据赛斯的研究，以下数据是2010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情况：位于收入分布图前0。01％的家庭平均收入为23846950美元，前0。1％到0。01％的家庭平均收入锐减至28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