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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奥尼尔先生对中国和印度富裕起来的人们所持有的同理心，并不是我们对“双生镀金时代”抱以乐观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圣菲研究所的布瑞恩阿瑟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机革命和“第二经济”兴起的论文。在“第二经济”中，大部分工作通过机器与机器间的“对话”完成，人类几乎不干涉其中。而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灰狗巴士”公司会计和运营总经理约翰巴兰诺斯基如此回应这篇论文：“财富可能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某种方式被创造，以及被消耗。”巴兰诺斯基先生写道：“在过去，生产力消灭了数百万个岗位，又创造了数百万个岗位。虽然这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但从来没有对总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先例，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测未来（以及第二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阿瑟教授的回应是，他希望巴兰诺斯基是对的，但是他提醒道，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今天的技术革命最终真的会让我们所有人变富。

“你认为新的财富繁荣会创造新的工作，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阿瑟教授写道，“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只是理想中的信条，而在真实情况下并不正确。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经济出现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现在我们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失业。我希望社会能创造出工作岗位，也许真的会。但更有可能的是——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调整整个体系。我们需要找到分配新财富的新方式。”

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

在西方，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往往有一个共识：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只要GDP在上升，这一点就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并非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破坏”时代同样面临重重困难。

举例而言，有关收入和幸福关联性的国际研究最近揭示了一些与直觉相悖的发现。直到几年前，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主流理论还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越过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阈值，更多的钱不会使你更快乐。但是经济学家得到更完善的国际数据后，发现“伊斯特林悖论”仅适用于单一国家内的跨代情形——即使你可能比你的父母更富裕，但你可能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幸福。在跨国的情形下，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