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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1938年4月7日，准备离开上海的刘湛恩在乘坐公共汽车经过静安寺路时遇刺身亡。得知友人遇刺身亡的消息，郑振铎既悲且愤。而更重要的是，当得知刘湛恩是死于某些无耻中国人之手时，单纯而耿直的郑振铎更是无法面对这一个事实。在他看来死亡并不可怕，在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死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心里最可怕而可悲的是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的丧失。刘湛恩的死似乎在向他证实，他内心所认为的最可怕的东西正在发生，他甚至因此而开始怀疑自己对于抗战的信念。对于刘湛恩遇害后自己的反应和内心复杂的情绪，郑振铎回忆说：“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1939年3月，上海汉奸团体组织的亲日游行友人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

严峻的现实犹如试金石考验着每一个人。摆在人们面前的，要么是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甚至出卖良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要么丢掉一切个人安危，与敌寇作殊死斗争。上海沦陷之初，对于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后的表现，郑振铎抱有很天真而乐观的想法，他回忆自己此时的心理说：“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当时，郑振铎任教的暨南大学经常有学生告诉郑振铎某某教授很可疑，某某教授下水了。对于学生们私下里向他透露消息，郑振铎总是“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他看来，“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这些所谓的“谣言”，最终都变成现实时，郑振铎该是如何的愤怒和痛苦。但是无论对少数知识分子败类是如何的失望和愤怒，无论处境是如何的艰难，郑振铎手迹郑振铎却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中最珍贵的就是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气节，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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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3）

由于郑振铎是著名学者的身份，上海沦陷之后，日伪特务也一直想拉他下水。刚开始时，有一位已经“落水”的过去的“朋友”来看他，说什么日本人很钦佩他，想仰仗他出来主持某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并拿出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说是一个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给他的。郑振铎当时气得怒发冲冠，认为是对他人格的绝大侮辱，他当场就把支票撕个粉碎，痛斥了这位“朋友。此人狼狈不堪地逃走了，他却气恼了好几天，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总是念叨着“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士可杀，不可辱”！至于那位“朋友”所说的“清水”，名叫清水董山，时任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也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一名头目。清水也算是个“汉学家”，他读过郑振铎的著作文章，但并不认识郑振铎。知道郑振铎没离开上海，清水便一直想拉郑振铎下水。其实，上海沦陷时期，清水和郑振铎曾经在一个郑振铎常去的书店中有过一次“邂逅”，只不过当时清水不知道而已。有一天，郑振铎正坐在一家他常去的中国书店翻书，忽然一位伙计悄悄过来，用极轻的声音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他领会了，转过身继续翻他的书。清水身着便衣，一副很斯文的样子，一面翻翻古书，一面用流利的汉语与伙计们扯谈，他说：“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于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认识认识郑先生。”一位伙计便用眼色探询郑振铎：“怎么样？要见他么？”郑振铎连忙摇摇头，并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普通读者的样子。伙计便对清水说：“郑先生长久不来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清水转身看见郑振铎在书架前翻书，便问店伙：“他是谁？”店伙忙说：“哦，这是新来的伙计。”清水一看他的穿着打扮也确实像个书店伙计，就没说什么。接着他又向书店伙计打听了一些别的人，便走了。郑振铎这才转过身来，长长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