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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0岁的郑振铎在上海

但是，战局最终还是在朝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1937年11月10日，日军在上海浦东登陆，11日，日军侵入上海南市，12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除租界外，上海大部地区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上海沦为“孤岛”。对于上海沦陷的情景，郑振铎回忆说：“‘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上海沦陷后，郑振铎的心情无疑是沉痛的，所有的一切在此时郑振铎的眼里都抹上了一层灰色。他在文章中写道：“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上海沦陷之后，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的郑振铎自然也就陷入危险之中。为安全计，郑振铎不得不匆忙离开了家。国破家亡自然难免凄楚之感，郑振铎曾有文字记述自己离家的情景，满怀凄凉悲怆之感：“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铁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从此以后，郑振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告别了往日平静而愉悦的家居生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迁徙流离而孤独凄苦的生活。在迁徙流离的八年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自从匆忙离家之后，郑振铎就脱去了一贯的西服皮鞋，换上了青布长衫和圆口布鞋，这种生活上的细节或许也是郑振铎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吧。

“唯有一腔正气”（2）

郑振铎手迹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郑振铎明白，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历史的特长，开始撰写一组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章——《民族文话》。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写作这样一组文章是含有深意的，在《民族文话自序》中，郑振铎写道：“我们民族是—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灭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词，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这一段“自序”将郑振铎此时写作《民族文话》的目的交待的非常清楚，就是以此来激发民族的信心，鼓励民族的气节。这一段话事实上也是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所坚守的立场以及他的信念，其语气激昂慷慨，掷地有声，当为郑振铎当时情绪的一种自然流露。

上海沦陷之后，文化界人士的处境日益艰难。1938年初，《社会日报》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蔡的头颅还被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郑振铎的朋友，《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和《华美晚报》经理朱祖同，也曾各自收到日伪特务寄来的方盒一个，内各藏一只鲜血淋漓的人手，并各附有恐吓信，说如果继续坚持反日态度，将有更“佳”的礼物。郑振铎友人中最先遇难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基督教徒，为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为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