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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默默地擎起那段艰难的岁月。

作为宋美龄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且为当时文坛著名的女作家，冰心自然会引起第一夫人的注意和青睐。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时，冰心经常会接到宋美龄的邀宴，表结纳之意。但冰心对她的这个校友、当时的第一夫人却并不怎么亲近，态度始终不卑不亢，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曾有一次宋美龄与冰心一起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会后，宋美龄对冰心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含蓄表达了希望冰心加入国民党之意，冰心机智地予以拒绝，她们之间的对话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后来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追述过这件事：“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哪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尽管参加了实际的抗战工作，冰心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冰心毕竟是冰心，她仍旧保持着自己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这些骨子里的东西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还有一次，为结交冰心夫妇，宋美龄想单独约请冰心夫妇共同野餐。得知宋美龄没有邀请其他人，冰心婉言谢绝了宋美龄的邀请。冰心后来说：“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

“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2）

1941年，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进入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行列。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原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可是会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自此，中国的抗日局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各委员会内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微妙。初始，冰心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微妙之处并不知情。不久，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以及邓颖超的朋友刘清扬专程拜访冰心，于有意无意之间道出了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内种种复杂的背景与内幕。得此消息，满心真诚投身抗日的冰心，心生疑惑，继之不快、忧郁。一向与政治绝缘的冰心，不愿意把自己夹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之中，更不愿意卷入###的旋涡。为保全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冰心遂萌生退意，决定退出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得知冰心想要辞职，宋美龄极力挽留，但冰心去意已决，宋美龄自也无法强留。万般无奈，宋美龄只得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你要辞职，首先你得找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后来，冰心在老师吴贻芳的帮助下，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毕业生，也是自己的燕京校友李满桂接替自己的工作，这才退掉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聘书。

在重庆，冰心一家的生活依旧十分艰难。有朋友曾回忆说：“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退还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薪金和聘书后，冰心顿时感到生活更加拮据。尽管吴文藻此时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任职，也算是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但吴文藻却绝非那种长袖善舞之徒，仍一如既往从事着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并无任何的外快收入。在歌乐山的冰心，除了节俭，自己还在门口种上了南瓜，每至秋天，南瓜丰收，日日以南瓜做饭菜，吃得孩子们连连抗议。挚友罗常培在《蜀道难》中回忆他们当年的生活说：“他们所过的完全不是当年的‘高等华人的布尔乔亚生活’了，虽然还不至于‘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但是他们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残馀的半罐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书第二，女儿第三，儿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实她自己又何尝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晚年冰心夫妇

由于经济的拮据，冰心甚至不得不以卖稿应急。1940年年关将近，可冰心一家年夜饭的钱还没有着落。此时吴文藻有位老同学，恰好正在重庆主编一个名叫《星期评论》的刊物，他上门约请冰心为刊物写稿。为解生活燃眉之急，冰心便答应了下来，用后来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1940—1943年——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有卖稿的必要（我们就是拿《关于女人》的第一篇稿酬，在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午夜饭的）。”这样就催生了冰心当时在重庆产生很大影响的一组系列文章：《关于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