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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丈夫为内容写了一首宝塔诗来和清华校长开玩笑。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看罢，哈哈大笑，并提笔随手在宝塔诗后续写了两句：

冰心女生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看罢，哑然失笑，举座哄然。

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生离死别，还有艰苦战乱中的温情，所有的一切都让冰心重新思考生命和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抗战前冰心的生活以及她对生命的认识都封闭在精致的象牙塔之中的话，那么抗战后，冰心开始真正接触塔外的生活，她的眼睛开始看到了别样的人生。在战争中冰心真正意识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美丽。在给好友顾一樵书写的条幅中，冰心写道：“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正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大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馀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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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1）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用前后同学的身份，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呈贡的冰心，信的大意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来为直接投入抗战工作献身等等。与此同时，吴文藻清华的同学，时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的浦薛风和在重庆担任###政务次长的顾一樵，都劝吴文藻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这一工作与吴文藻的专长和志趣相合。宋美龄既“请”，冰心自己也有参加抗战实际工作的愿望，同时吴文藻也愿意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于是，1940年冬，冰心一家离开云南前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

迁至重庆后，冰心一家住在郊区的歌乐山。冰心为这个住处取名叫“潜庐”，“潜庐”有一书房，冰心将其命名为“力构小窗”。冰心的创作向来崇尚“须有自来，不以力构”，取名“力构小窗”，可能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潜庐”是一处什么样的住所呢？冰心在文章里描述道：“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居于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婉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无论何地，冰心都能用她温柔的目光看到一种独属于她的美丽。

至重庆后，冰心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参加实际的抗战工作，对冰心来说意味着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内容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她喜欢闲适、安静、简单的生活，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所带来的则是繁忙、嘈杂和琐碎。冰心开始忙碌奔波于各种场合，办公、开会、演讲，这一切都让她感觉非常陌生，过着她在抗战以前所讨厌的生活。但冰心认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抗日的工作，很充实也很有意义，也是她一生中很少的体验。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冰心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我渐渐地爱上了重庆，爱上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近的在生死关头的防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从这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冰心对抗战胜利仍然是充满信心。或许冰心对抗战的信念并没有过多理性的判断，而仅仅是源于内心一种简单的情感，但正是内心这种简单的情感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