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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也把一些文件送给自己的战友，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通常别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大林在文件上似乎是在征询意见，他写道：

伏罗希洛夫同志。

怎么办？

约·斯大林

伏罗希洛夫答复：

斯大林同志。我想，可以批准。

克·伏罗希洛夫

１９３６年４月７日

在下面，还是在这个文件上，接着是一个坚决的批示：

我反对。

约·斯大林紒紞矠

在结论中不提出任何理由就否定他人意见、只是自己说了算数的武断态度逐渐造成了一种局面，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力图首先去猜测斯大林的意见。很多人做得很成功，特别是贝利亚。

虽然斯大林继续公开强调中央委员会工作中集体领导的意义，但是在３０年代中期谁也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对“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集体领导变成了由集体对“领袖”的决定、结论、方针表示机械的赞同，从而奠定了官僚专制政体的基础。

我在了解很多记名调查结果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缺席表决结果时，从未碰到一例这样的情况，即某人哪怕是间接地对斯大林明显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建议提出异议。关于这一点下章中再谈。但是，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前面不止一次谈到的思想：中央委员会领导中谁也不打算对说实话的机会加以利用，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谁也不愿意（或不可能）反对斯大林，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形式。很多已经处在生死线上的人也常常顺从地赞同“领袖”的意见，甚至意识到，这样做并不能减轻对他们的判决。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并不是都是斯大林坚决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党的文件证明，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领袖”的指示和观点进行。各种会议、全体会议的成员在提出往往是正确的经济、社会、技术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必须用斯大林在不同时期讲过的“思想”、“论点”、“结论”加以论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到“领袖”逝世之前，已经没有人能够公开对他提出的论点发表某些“补充”或“充实”的意见了。实际上在党内逐步确立了阐明教义的家长制原则。

古代就有人指出，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会变成灾难。在古罗马历史学家萨柳斯蒂致恺撒的“信件”中有这样一句格言：“谁也不会自愿把权力让给别人。不论站在势力顶峰的人如何善良和慈悲，他都可能会因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引起担忧。”遗憾的是，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段话是有远见的。

斯大林认为，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群众性出版物中固定下来。这些出版物是１９３８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十年后出版的“领袖”的《传略》。在１９３７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９期上斯大林发表了《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斯大林写道，《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党同各种派别和集团、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的斗争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样一来，党史的中心必然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他们领导的集团和“倾向”。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即首先通过同“反对派”的斗争来描写党的历史，当然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斗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毫无疑问，当时，确有不少各种派别组织，但多半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同它们的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党的历史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也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这一斗争。

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示”（我们知道，他早已习惯于这样做）教科书编者们更多地引用他的思想。例如，他建议利用“１８８２年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那封有名的信和我对这封信的评论。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共（布）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第一章中，曾经引用了这封信。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无谓纠纷和好打架的人”。紒紟矠全体编者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这本书长期以来成了亿万苏联人民思想和理论教育的主要的、常常是惟一的教材。在我国发行的总印数近４３００万册的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