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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我们能够建成。”

“我们能够建成彻底的共产主义吗？”

“彻底的共产主义，”库谢夫思索了一下，“没有世界革命未必能建成。不过，我要看看《列宁主义问题》，看看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写的。”紒紜矠

就这样，由于最后一个回答，由于自己的疑问，库谢夫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但是，马林科夫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不是要求宗教式的政治观点一致这种个人崇拜现象，而是暗藏在“每个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库谢夫在观点一致中犯了一点“偏离”的错误，而“敌人”立即利用这一点，把他开除出党。这就是马林科夫的逻辑。

第二部第五章　“统治人物”（2）

这样的解释歪曲了对统一的民主的理解，即在要求统一集体意志的同时也允许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统一的决议中规定：“党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紒紝矠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试图发表新的建议和倡议，或者对党的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侮辱，或者干脆被划入“敌人”之列。对于共产党员，越来越要求他们只是“拥护”和“赞成”，而他们实际参与讨论党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机会则越来越少。所有这些不知不觉地使“领袖”更加高高地凌驾于党之上，使他变成了“统治人物”。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有监督权的机构。新建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转变为对党组织执行中央机关的决议的情况、首先是执行“统治人物”指示的情况实行监督。

逐渐地，斯大林的决定开始被所有的人当作党的决定加以接受。３０年代中期他的指示就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通令下达。党的“领袖”的权力实际上已变得毫无限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领导人办公室中实行“昼夜值班”制度时，斯大林经常让政治局一些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吃饭”。最经常到他别墅去的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日丹诺夫。间或也邀请安德列耶夫、加里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沃兹涅先斯基来参加晚宴。在进餐时决定国家、党和军事政策的各种问题。斯大林经常对“谈话”进行总结，而马林科夫，有时是日丹诺夫就把这些“会议”作为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来。没有出现争论和辩论。斯大林的战友常常竭力去猜测“领袖”的意见或者及时随声附和。同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原则性分歧。甚至连“君主”本人有时也对此感到厌烦了。例如，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前夕，有一次吃饭时，话题谈到准备好的斯大林的报告时，所有人一齐对报告大肆颂扬起来。斯大林听着、听着，突然生硬地说道：

“我给你们的报告稿是我已经淘汰了的，你们还在唱赞歌我准备讲的稿子全都改写过了！”

所有人都打住话头，难堪地沉默起来。但是贝利亚却很快想出来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但是就在这一稿中已经显示了您的手笔。如果您把这一稿再加以改写，可以想象得出，报告将是多么精彩！”

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选入政治局的有：安德列耶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尚能定期开会，但并不总是全体出席。决定问题常常是在小范围内：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后来还加上日丹诺夫或贝利亚。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部逐渐建立了各种委员会，被称作所谓“五人委员会”、“六人委员会”、“七人委员会”、“九人委员会”正如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像扑克牌中用数字命名的制度是由政治局的专门决议固定下来的。当然，生活是复杂的，问题很多，列宁还在世时，就在中央委员会中经常建立各种委员会。但是，无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所有原则性决定都应该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通过。如果把党的管理职能归结为“五人委员会”的意见，而且在这个委员会中自然也只是“一种意见”——“统治人物”的意见，那么集体领导制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喜欢先听战友们的意见，自己最后讲几句，而这最后几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决定性的。

在审阅的诸多文件上，斯大林一般都指示“同意”、“赞同”、“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