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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记》（少芸生填词），合为一册。但是，我从这五册抄本的钤印、题记内容看，邵锐当年抄录这些珍本时是用散装纸，抄完后又加合订为一册。例如，与《北红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为伊消得人憔悴（4）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今日所见抄本之面貌。我的认识较倾向前一种判断——应为十出。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究竟是车氏遗稿本就存在还是邵锐过录时不慎而造成的呢，因无证据不敢遽定。倘若吴县潘氏所藏车氏遗集稿本仍在人间且公之于世，他日定当勘对原藏，以大白于天下。

至于《北红拂记》戏文具体内容，尚需研读、标点、待整理定稿后全文公布出来，以待赏评。且本文已经较长，无法容纳戏文，祈请读者谅之宥之。

五、抄本《北红拂记》的文献价值及其他

曹寅是清初文坛上一位奇特的天才人物。他独特的家世、地位，以及他的天才和创造，使他有机缘同当时的一流学者文人相识相知，诗酒往来，交谊甚深。而他博闻强记的头脑和海纳百川的胸次，又使他的学问得到拓展和升华，成为当时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独特的家世与地位，乃至他的早逝，又使他在清初文坛上一闪即逝，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成为一个有“踪”无“影”的小人物。

曹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从20世纪初新红学开创之际开始的，他沾了孙子曹雪芹的光。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曹寅在红学、曹学研究中的地位、价值，仍然没有得到更广大的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尽管“千山曹寅”四个字价值万金，成为祖籍争论的“顶门柱”，但他的成就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深刻影响却被许多研究者冷淡了，疏远了。

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台湾的顾献棵早在1963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霜和（石头记）的学问》　，文中有几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