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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外交官、通译，以至各种官员，从晚清到民国，同文馆的学生遍布京师各个衙门。

也有个别不愿做官而改事他业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齐如山。他对京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在各方面支持培养了梅兰芳，功绩极大，同时还经营北京有名的大和恒粮店；他1894年20岁入同文馆，主修德文，曾去德国留学。另一个就是黄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馆，也是主修德文，兼学英、法语，苦读八年，毕业后，也放弃了做官之路，而对他叔父从事的古玩业、尤其是金石学的研究，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本来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就在即将成行前，发生了“庚子之乱”，留学告吹。之后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翻译，几年后就接掌了尊古斋。他所以如此，还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在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被强迫充任外国军队的翻译，眼看着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抢掠琉璃厂，中国官员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关，故放弃为官从政之路，而情愿当一个古玩商。

从1910年到1930年这20年中，尊古斋在黄浚手中又有了巨大发展，成为琉璃厂举足轻重的古玩铺，黄浚黄伯川在同行中声誉鹊起。人们称赞他的首先是学问和眼力，聪颖超人，胆大心细，办事果断。因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书读得多，见的东西也广，琉璃厂的古玩商公认“论吃金石的古董商，黄伯川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里识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多的，要数黄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乔友声了”。

清末时，考古学家罗振玉常来琉璃厂走书铺串古玩铺，因为他当时官小没名气，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后来罗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他研究甲骨文有两位得力的帮手，一位是大学者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黄伯川。光绪年间，罗振玉常去尊古斋，结识了年轻的黄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兴趣，互相交换各自拓出的青铜器、古陶、古玉等实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字后，黄曾将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很近似，他把这个比较结果跟罗振玉说过。这时，黄伯川可能还在同文馆攻读德文，他的兴趣已转向金石学上，并颇有心得。他接掌尊古斋后，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显露出来。

光绪时的学部侍郎宝熙，对金石文玩有研究，与尊古斋黄兴甫、黄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国后他成了清朝遗老，既收藏也不时买卖古玩。1921年，清宗室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卖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托宝熙把家藏商代古铜山尊拿到琉璃厂去卖。宝熙拿给黄伯川看，索价5000银元。黄鉴定确是上品，一口应承没按惯例还价，说，这口尊我留下，款子明天送过府去。宝熙前脚出门，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就坐着当时还很稀少的小汽车来了。他开办山中商会已多年，